风波之后，该如何再看董宇辉？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 这一句话在这本书多少页：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信出版社2007年
在低收入国家，通过提高农业的配置效率，即通过更有效地配置现有的土地、建筑物、设备和农业人口（农业工人和农民），能使农业生产增加多少呢？我们用主要的两章来论述这一问题，因为普遍坚信的观点是，穷国的农业部门在使用所拥有的要素时总是效率很低的。本书研究所提出的假说与此相反，即认为大部分穷国的农业部门在使用它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时，效率是比较高的。
各国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别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物质资本或农民的差别呢？传统的回答总是这种差别主要取决于“土地”；现在在土地之外又加上了“拖拉机”。但是，这两种要素只能解释农业生产中的少数差别。本书的研究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土地的差别是最不重要的，物质资本的质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的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
在理解农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时，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由关于土地的思想遗产所造成的。 农田有两个组成部分，即自然赋予部分和资本建筑部分。后者是过去投资的结果。理论家们在谈到土地时总是不言而喻地指它的自然赋予。但这基本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农田生产率的许多差别都是人为的。对土地的投资一直是很重要的。此外，能替代土地的要素的生产正日益重要起来。
但是，总的说来，土地的差别并不是足以解释农业生产趋势的变量；也不在于农业中使用的传统类型的物质资本量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按要素成本由这种资本所得到的收入份额来衡量的。然而，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资本的质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资本的质取决于它所体现的农业科学知识的多少。但是，解释农业生产差别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即农民所获得的能力水平的差别。
参考：改造传统农业 作者: 西奥多·W.舒尔茨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梁小民 出版年: 2011-8 ISBN: 9787100080972
这种方法是要确定通过增加农业中使用的再生产性要素的存量所能带来的增加的收入流的***。
在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时，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只有两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在一种社会里，农业生产完全以长期存在的传统生产要素为基础。在另一种社会里，使用了某些现代农业要素，而且正在采用一些追加的要素。这样，第一种模型中的假设就是，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收入的唯一源泉是增加已使用了许多年代的同种传统生产要素的数量。这种模型所包含的假说是，由这种来源所增加的收入流的***是比较高的，它如此之高，以至于对进行这种农业要素投资的储蓄毫无刺激。另一种模型可以用来考察那些从农业中得到巨大增长的地方的农民的行为，它包含的假说是，从这种来源增加的收入流的***是比较低的。
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从事后的观点来看，假定存在特定的条件，农业就会在经历一段长时期后逐渐达到这种均衡状态。从预期的观点来看，现在仍不属于这种类型的一个农业部门，在同样的条件下，在长期内最终也会达到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均衡状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未来，作为这种类型均衡状态基础的关键条件如下：1）技术状况保持不变，2）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以及3）这两种状况保持不变的持续时间足以使获得作为收入来源的农业要素的边际偏好和动机同作为一种对持久收入流投资的这些来源的边际生产力以及同接近于零的纯储蓄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无论这种增长是来自农业还是其他经济部门，投资都必然是分析的核心。
在考虑投资行为时，区分各种农业要素中边际收益率不相等所引起的投资和一般收益率水平差异所引起的投资是有益的。各种农业要素边际收益率的不相等是多大的增长源泉呢？据说在贫穷社会中，相对于对农业建筑物、设备、肥料、牲畜、***和存货的投资而言，对土地和某些珍贵的小玩意的投资要多得多。但是，当仅限于对传统生产要素投资时，作为第三章基础的分析却对这种说法所依据的看法的正确性产生了严重怀疑。上述要素配置效率的含义之一是，一般说来，在传统农业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中，投资的收益率没有什么明显的不相等。
假定传统农业中所使用的全部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率大致相等，那么，收益率的水平是多少呢？
分析的任务正是要解释，为什么传统农业纯投资的收益率是低的，或者甚至不存在纯投资。一般认为，有许多像《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中所描述的贫穷农业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几乎一直没有什么再生产性物质资本的纯形成。但是，对这种投资行为所提出的解释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这些解释主要所根据的信念是：尽管缺乏资本，但贫穷社会的人民一般说来储蓄倾向都低；或者说，这些社会缺少对投资机会敏感的企业家；或者是不能把储蓄和投资结合在一起以便提供资本来利用现有的投资机会。所有这些解释都依靠这样的假设：这种投资的收益率一般是高的。
但是，如果对传统农业投资的收益率低，那么，实际就应注意收益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含义应该是，由于对储蓄和投资的刺激微弱，纯投资就很小，甚至会停止。这样，所观察到的投资行为就有其直接的、可接受的经济原因。低收益率为储蓄和收入的低比率，为几乎没有什么外国资本进入传统农业，以及为低纯资本形成率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基础。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充满了特定的宏观增长模型，这些模型一直抽象掉了生产要素相对***的变化以及与这些要素***相关的投资有利性的变化。因此，这些特定模型不是用来考虑投资收益率水平的差别对投资刺激或增长的影响的。然而，很显然，按投资收益率来衡量，一个经济的不同部门之间、各国与各时期之间的增长机会都是非常不同的。但是，这些特定宏观增长模型忽视了这种关键的变量。
这种忽略有几个明显的原因。新生产要素的有利性被掩盖在“技术变化”的名下。最有关的原因是没有区分传统生产要素与现代生产要素，没有考虑到在采用这不同要素并使经济适应于这些要素时，它们之间在收益方面的差别。虽然人们早就关心每家收入水平对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的影响，但并没有相应地关心新收入流相对***的差别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含义意味着收入的增加。国民收入核算中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增长是以可衡量的（国民）收入为基础的 。来自农业部门的这种增长意味着农业所能形成的收入的增加。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它由每单位时间既定数量的收入流所组成，例如，每年的收入流为一美元。因此，收入流数量的增加就等于经济增长。这样，3%的增长率就意味着收入流的数量每年增加3%。
为了得到收入流，重要的是获得收入流的来源。这些来源是有价值的，在这种意义上每一种收入流都有一个***。考察经济增长的一种有用方法是确定各种不同的收入流来源，并确定增加每种相应的来源的***。这样，中心经济问题就是要解释由什么决定这些收入流的***。按这种方法，运用需求和供给的概念是重要的。
集中分析收入流并在确定其***时运用需求和供给的概念有许多优点。它避免了把资本加总并把资本作为一种存量时所固有的严重的概念性和逻辑性困难。它也避免了在衡量资本存量时，要用利率来把租金或资本收益资本化所绕的弯。它使人们可以处理一般不进行买卖的收入流来源。劳动力所获得的技能是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一个所有的人都是自由人（没有奴隶）的社会里，没有交换这种人力资本的市场。然而人们对自己进行投资才会产生这些生产资料。还有另一些实际上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重要收入流来源。一般说来，也没有买卖试验站和其他科学研究机构、农业推广站以及学校的市场。虽然可以设想这些机构是营利企业，但也有一些不能这样做的充足的经济原因（以后将详细论述）。还有另一些优点产生于区分收入流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逻辑基础，以及这种区分在理解经济增长中每种收入流的基本作用方面的解释性价值。
为了简单起见可以抽象掉暂时性收入部分并限于分析持久收入流。 持久收入流的***是什么呢？假定有一个市场，那就可以像***决定中的其他任何一个问题那样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这些收入流***的确定是相应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行为的结果。需求者是资本的所有者，他们购买收入流来源以便从中获得收入；供给者是企业或其他个人，他们为了出售而生产持久收入流的来源。可以按常规画出一条需求曲线和一条供给曲线，其交点就是***。
首先，假定有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能再生产出来的持久收入流来源。再假定，“就按生产适量产品的适当比例来生产生产性劳务的意义上说”， 这种社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持久收入流的供给，即每年得到的美元数量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根据一般的需求和供给图形画曲线时，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设想一下，如果这些持久收入流的***低于与需求者获得和持有持久收入流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相一致的***，那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出卖，而相反有许多人愿意购买。这一结果意味着，许多人愿意放弃一些现期消费以购买持久收入流来源。但是，因为供给是固定的，除非另一些人准备出卖，否则有一些人则无法获得更多的持久收入流来源。所以，在这些假设之下，所发生的情况就是持久收入流的***将要上升。随着这种***的上升，将达到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即在这一***时，这一社会中再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卖或获得追加的收入来源。这种类型的调整过程将使***上升到它的均衡水平，但是，这种调整过程不能引起任何经济增长，因为所假定的是垂直的供给曲线。
现在假定持久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正相关斜线，并假定它一直不移动。在这种情况下，调整是在需求者方面，需求者从低于长期均衡交点的***出发一直进行调整，直至像以前一样达到均衡***。当达到这种均衡***时，在需求者的基本偏好和动机不变的条件下，它与垂直供给曲线时的***同样（高）。这两种情况之中唯一的实际差别是，由于持久收入流***的上升，会产生某种经济增长。
现在假定需求者获得与持有持久收入流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一直保持不变。在这一假设之下，持久收入流的长期需求曲线的斜率是什么呢？因为这一分析所根据的资本概念是全面的，包括了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以，“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的斜率是负数而不是正数。”最有道理的推测是，在这种假设之下，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
在持久收入流的长期均衡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的假设之下，如果由于生产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企业家发现了比以前更廉价地生产这些来源的方法而使供给曲线向下移动，那么，收入流的***会怎样呢？研究***决定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假定供给曲线的移动是微小的，而且是逐渐发生的，以至于需求者一直在保持其原先***水平的情况下足以购买增加的收入流。这种方法意味着，对供给曲线微小而逐渐的移动所作出的调整是水平的需求曲线略微向右变动。另一种方法是假定持久收入流供给曲线向下移动得一直很大而迅速，以至于这些收入流的***下降并引起短期失衡。在这种假设之下，***对这些收入流的需求有影响，而且基本上会是一条斜率为负的短期需求曲线。可以根据它的***弹性对沿着这条线的调整作出部分需求分析。
那么，需求者将如何作出调整呢？这两种方法中的第二种方法意味着，持久收入流的需求者会作出两种调整，一种以短期需求曲线的***弹性为基础，另一种以回到与需求者长期均衡的偏好和动机相一致的水平需求曲线为基础。假定短期需求曲线的***弹性是单位弹性（-1.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供给的下移使***减少5%而形成新交点，那么需求者就会增加5%的购买。此外，在恢复到长期均衡状态的过程中，需求者受到他们所获得和持有的持久收入流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的压力，一直在逐渐哄抬***。
这种确定持久收入流***的方法有助于弄清楚在解释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民的经济行为时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每当收入流的***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是沿着长期均衡的水平需求曲线时，（纯）投资就会是零。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纯储蓄和纯投资就不能归咎于缺少节约的品质、农民中缺少企业家才能或者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而应归咎于可得到的收入流来源的***高。这样，关键问题显然就是要确定为什么传统农业中持久收入流的供给如此昂贵。
当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供给者能廉价地生产这些来源时，就为增长所必需的储蓄和投资安排了一个阶段，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些收入流来源的供给者掌握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对增长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他们能更廉价地生产这些来源”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使这一点成为可能。根据上述分析，这就意味着所供给的追加收入来源的***要等于或低于长期均衡***。要使***在几十年内一直低于这一长期均衡***，供给就必须以足以抵消需求者均衡力量的按十年计的速度一直向下移动。
现在简单地把这种方法用来说明两种类型的增长情况是有益的。
非增长类型
我们已经指出了这种类型的基本特征。简单地说就是供给者不能廉价地生产收入流的来源，以保证诱使需求者去购买任何一种新的（追加的）来源。***是高的，而且按通常的标准看，投资的收益率是低的。可能有某些旧的收入流来源在进行买卖，但是，这个社会一直没有获得新来源。社会的收入是所有收入来源产量的总和。用经济学家们常用的语言来概括，社会的收入等于rC，在这里r是收益率，而C是全面的资本存量（一个庞杂的概念）。r的倒数1/r是收入流来源的***，而且它也是资本与收入的比率。可以把这一比率作为一个除了时间的范围外什么绝对单位也没有的“纯粹”数。
为了方便起见，假定在一个非增长类型的社会里，1美元持久收入流来源的***是25美元。按这一假说，r就是0.04（4%的比率），而（所有）资本与收入的比率将是25∶1。
增长类型
看来所有非增长类型的社会都可能有某些共同的、特定的基本经济特征，但这种情况显然并不适用于所有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社会。某些社会可能是在长期的静态均衡以后开始增长。某些社会可能是在一场战争严重地摧毁了一些可以被迅速替代的要素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某些社会可能处于将近长期大幅度增长的尾声，并可能接近于长期静态均衡。现在我们要撇开所有这些社会以便集中研究一种特殊类型的增长。有一些社会（国家），在长期内每十年都达到了大幅度增长。而且，每十年的年增长率一直既没有下降，也没有明显提高。这是一种增长类型，根据上述分析，在这种增长类型中，供给者一直在寻求更廉价地生产追加的收入来源的方法。因此，供给曲线以这样一种速度向下移动，以致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时的***始终处于相对低的水平。供给者可按这一标准来抵消需求者的抗衡力量，如果供给一直没有按这一速度向下移动，这种抗衡力量就会提高***。
在这里，指出某些可能与这种类型增长有关的数字是有益的。假定得到每年1美元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为10美元。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假定储蓄是持久收入的10%。这意味着，就储蓄对收入，资本对收入，更重要的是***对所购买的追加收入来源的量而言，都处于一种动态增长“均衡”状态，这种状态的关键是供给者能以较低的***生产出追加的收入来源。
参考：改造传统农业 作者: 西奥多·W.舒尔茨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梁小民 出版年: 2011-8 ISBN: 9787100080972
经济机会的差别，亦称投资有利性。
有一种依仗政权的命令方式，这种政权不仅要重新组织农业生产，而且要指挥农业活动。此外，还有一种主要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这种刺激指导农民作出生产决策并根据农民配置要素的效率而进行奖励，当然这种方式仍然需要特定的政府投资和国家活动。命令的方式导致建立大规模的集体和国家农场，并导致形成一种负有作出基本生产决策责任的国家权力。这种国家权力决定生产什么，既规定农产品的种类，也规定生产多少。所用的重要投入品是配给的，而且产品被迫交给国家。
市场方式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把所有的投资都交给市场。如果市场方式为了增加可供农民使用的资本量而仅仅局限于减少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的方法和措施，那么，它就不会成功。改善农民获得这种资本的条件的余地是存在的，但这些改善并不能实现所要达到的改造。农民每年为这一目的所需要的追加资本量一般并不多，而且一旦提供了有利的新农业要素，他们很容易从内部储蓄获得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本。但是，最重要的是投资于农民使用时有利可图的新农业要素的供给。提高这种要素的需求者的能力也需要投资。而且，这两种投资都要求有相当的政府支出和对服务于农业部门的某些政府活动的组织。
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基本差别并不是集中作出重大决策的命令体制排除了对农业的追加投资，或者由相对***把消费、投资与生产决策结合在一起的市场方式排除了国家对所有农业生产问题的干涉。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清楚地说明，在命令的方式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脱粒机和肥料的数量可以有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例如墨西哥的情况，除了一般用于道路、运输和灌溉设施的政府支出外，市场方式也还需要有政府的农业研究试验站以及提高农民能力的政府活动。但是，这两种方式之间在效率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考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采取市场方式时，耕作中不在所有的生产决策与居住所有的生产决策之间的效率差别就变得突出了，因此必须考虑私人居住所有的决策是两种耕作方式中更有效的一种这一推论的经济基础。
进行这种改造所需要的特殊新生产要素现在是装在被称为“技术变化”的大盒子里。必须从这个盒子里取出这些要素，对它们进行分类，并找到使得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民能获得并接受的方法。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很明显，这些特殊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和作为这些要素需求者的农民便成了活跃的中心人物。这一章所要论述的是如何作出适当安排的问题。
这种安排是以经济机会的差别为基础的。这是已有的获得农产品（食物、纺织品、皮革）的方法与由于较廉价而获得胜利的新方法之间的古老差别。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耕作中使用的知识一直在进步，因此，曾有过许多次农业改造。人工种植的谷物、根茎和果实代替了野生品种。长期被认为是最好的作物曾多次被更高产的品种所代替。在种植棉花，尤其是在种植玉米方面，许多年前就通过杂交而实现了巨大的改进。家畜取代野兽作为肉和皮革的来源，而其中某些野兽被选出来并培育成役畜。在某些地区灌溉代替了在干旱土地上的耕作，谷物轮作制和肥料的使用被证明是有益的。这样，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采取并学会使用新生产要素而改造了传统农业。
最近几十年来在许多国家里，农业生产的增加显然是巨大的。这些增加表明了农民对新经济机会的反应。一般说来，这些机会既不是来自可以定居的新开发的农用土地，也不是主要来自农产品相对***的上升。这些机会主要来自更高产的农业要素。
在本书研究的开头曾列举出最近许多国家农业生产的增长率。从事后来看，这些国家大概都经历了有利的机会。例如，丹麦从1870年左右开始的生产增加预示了增长机会，特别是农业部门增长机会的有利转变。1900年前后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农业的成绩表明了这种增长机会是有利的。最近几十年来，墨西哥不仅达到了一般的高速发展，而且农业生产的增长率看来超过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前苏联的农业生产也有了大幅度增长。还有另一个增长的例子是50年代的以色列农业部门。除前苏联外，这些国家都在继续向前发展。结论可以是：除前苏联外，这些国家都保持了有利的农业机会。
还是根据事后来看，30年代后，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增长机会应该作为一种不利的转变。最近***的情况可以解释为最不利的转变，因为农业生产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同时，两个典型的贫穷农业社会——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机会。帕那加撤尔一直是一种古老的社会，因为实际上没有出现什么打破现有的非增长环境的情况。而塞纳普尔开始感受到某些刺激，这些刺激代表了新的、微小的增长机会。
如同在商品期货交易买卖的场所看到的那样，全世界农业生产要素的不同供给者集团与需求者集团在***问题上争执不休。在这个场地的后部靠近进口的地方有一处标志着“传统农业”的站台。台上的人群是最安静的，交易很少，要素的***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是高的。站在这一场地中心和前部的是代表着现代农业的集团，这里活跃得很，但现行***是低的，特别是与传统农业站台上的一般***相比时更是如此。还有许多其他多少在积极活动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集团，不同集团之间的***差距是大的，但没有一种***像传统农业中的***那样高。
虽然就属于各站台上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集团的现行***而言，它们处于均衡状态，但在不同的站台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失衡。耕作技术还没有现代化的最贫穷国家的农业经济增长机会是这种严重失衡的原因。全面的改造将意味着，有关农业生产要素的收益达到一种世界性的均衡状态。这种改造的实现还意味着农业生产率的革命，因为现在大部分农业远远没有实现现代化。
在所考虑的经济失衡的特征中暗含了对农业增长机会的分类。这里的目的是要对国家或社会的农业部门进行分类，以便说明农业处于什么状态。以前非常简单的两分法只包括增长和非增长两种类型。在那个阶段上用两分法在分析上虽然是有用的，但局限性太大，不能处理所观察到的广泛的经验现象。当然，如果能发现一种把这些类别归结为简单的两分法的基本特征，那就可以满足人们对省事和简洁的偏好。但是，这是一种并不能实现的愿望。
如前面已提到的，这里提出了一种三分法。其中前两种完全是同质的，但第三类由许多小类所组成。
1. 传统型的。在整个农业部门，技术状态与持有和获得作为收入流来源的农业要素的偏好和动机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这一时期之长足以使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多年前就达到了特殊的长期均衡状态——所有这种农业部门都属于这一类。这种类型的基本经济特征是来自农业生产的持久收入流来源的***高昂。帕那加撤尔是这个类型的典型。
2. 现代型的。属于这种类型的农业的基本特征如下：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时延是很短的。为了向这种类型农业中的农民供应追加的新的、有利的生产要素，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要做到这一点，这种国家必须投资于能为推进农业生产的知识及其应用作出贡献的活动。此外，一般说来，在这种国家里，持有和获得持久收入流来源的偏好和动机与这种来源的供给***并没有达到长期均衡状态。虽然由于这种类型的农业中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比较缓慢，所以它的农业生产的增长率一般不如我们所划分的第三种类型即过渡型农业的许多国家高，但收入流来源的***一般是低廉的。
3. 过渡型的。在已说明的前两种类型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状态的基本根源是农业要素的***与其农业生产率价值相比是非常不平等的。这意味着，所考虑的失衡状态一般并不是产生于两种类型农业之间农产品***的不平等。假如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不属于命令体系，那么这种失衡状态的主要根源也不是这两种农业组织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别。任何一个农业获得了一种以上有利的非传统生产要素的国家或社会都属于这种过渡类型。按农业所达到的阶段和已经准备好并可以采用的有利的新农业要素的数量来看，这是一个包括广泛的农业部门的大类型。
这样就可以看到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和生产者进行买卖的三种状态。还可以看出，它们各自特有的贸易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迟早要使三种状态成为一种单独的统一市场即有关的再生产性农业要素市场的经济力量。只有通过投资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力量。
参考：改造传统农业 作者: 西奥多·W.舒尔茨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梁小民 出版年: 2011-8 ISBN: 9787100080972
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
与农场规模相关连的有：专业化、控制生产决策的所在地、作出决策所根据的信息状态、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速度以及指导并奖励农产品的生产者的刺激中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农场规模问题在关于应如何组织农业生产的理论争论中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种争论中总会有妨碍经济讨论的隐蔽的政治目的。一旦把这种政治目的弄清楚并把它与生产农产品的经济学区分开来，就说明了基本经济问题主要是经验事实的问题。
本书研究的结果对农场规模在农业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首先考虑传统农业就其是一种昂贵的经济增长源泉这一很深含意上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研究成果。在研究传统农业的经济特征时，很明显，小农场或大农场并不是基本特征。其次再来考虑可以通过投资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一个高生产率的部门，并使之成为一种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这一研究成果。例如，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至关重要的投资类型并不取决于大农场的建立。由于这种改造，农场的规模会发生变化——它们或者变得更大，或者变得更小——但是，规模的变化并不是这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人们顽固地坚持“适度”农场的观念，这就使得要不冒引起误解的风险而去考察这一问题是困难的。求助于“规模收益”的概念一般是无用的，因为改造传统农业总需要引入一种以上的新农业要素，所以在这种改造所引起的过程中，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
现实世界表明，农场规模大小，存在各式各样的差别。小农场和土地被分成碎块往往同时并存；大农场与非熟练农民总是结合在一起。因此，土地改革在一种情况下是针对土地分散问题，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针对受压迫的、无知的、陷入大地产控制的农民问题。但是，用什么来检验这些农场效率低是由于规模问题造成的呢？
在许多国家的工业中心及其附近有一些业余农户。在前苏联的大型国营与集体农场内部，有几百万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有使用许多大型拖拉机的农场，也有更多的使用一部小型拖拉机的农户。农场规模问题并不限于其面积十分重要的、种植谷物的土地和牧场。在饲养家禽和制造***制品方面也产生了这一问题。建立规模巨大的农场是有效地生产农产品的方法吗？
作出生产决策的个人与机构的所在地是决定农业生产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考虑的所在地取决于农场规模和决策是在不在所有控制之下还是在居住所有控制之下作出的。一种方法是把生产决策的控制与农业要素的所有制联系起来，这种所有制可能是私有制，也可能是公有制。私人的控制显然既可能属于不在所有制，也可能属于居住所有制。但是，无论对生产决策的控制是属于居住在农场的个人还是属于脱离了农场经营的个人，无论农场是大还是小，关键问题是这各个组成部分与作出生产决策所根据的经济信息状况，以及与对作出有效决策的经济刺激和奖励状况的关系。
这些是本章所考察的主要问题。但是，只说对这些问题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这里存在着某些实际难题，显然还有许多混乱，而且也存在着许多教条。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对解决这些难题和减少由此产生的混乱可以作出许多贡献。它们也希望消除根深蒂固的政治教条。
对某些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比较重要的教条和学说作出评价是有用的。虽然美国的农业改造迅速地走在前面，但这里仍有一种有力的教条观点。对这种观点的评论可以提出对其他学说的某些看法。在美国有一种长期受到重视的信念，即农业是经济中的基础部门，农民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优于城市一般居民，而且家庭农场是农业中的“自然的”经济单位。这些是农业原教旨主义的特殊表现。与此不同，近几十年来在某些穷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学说受到拥护。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始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部门，农民不仅受传统的束缚而且天生就比非农业人口落后，大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零。可以把这种学说相应地称之为工业原教旨主义。
在许多国家里把传统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部门的公共计划之所以遭到失败就是由于决定建立大规模农业经营单位的政策。这些决策的背景是政治目的，这种目的得到“规模收益”这个特殊信念的支持，而这种信念长期以来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所提出的农业生产概念特别偏重于支持大农场。这个概念的基本信念，是相信大生产单位的优越性和必要性，认为大农场可以比中小农场以更少的实际成本生产农产品。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在农业中生产单位越大效率越高。这就是大农场学说。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政策和计划还严重地受到另一种学说的束缚。按这种学说最原始的形式，它假设农民对正常的经济刺激要么不会作出反应，要么作出反常的反应。根据这种学说可以而且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和收入政策。如果的确是农民对***没有反应，那么，一个国家在发展其工业时为什么不能压低农产品***以便降低食物的成本呢？当然可以强制农民交出农产品，而结果却是极大地损害了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经济刺激。但是，对这一学说可以作出另一种曲解。当一国的农业生产在某种高昂的固定支持***之下一直超过对农产品的需求时，这种学说就宣称，任何支持***的下降都无济于事；它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据说农民的反应是生产得更多。从政治权术的观点看，这是一种很适用的学说。在某些高收入国家里，它被有效地用于维持某种农产品的高***；在某些低收入国家里，它被用于完全相反的情况，即用于压低农产品的***，结果很糟。当一种或几种要素***被认为不是社会所需要的，而是被认为在管理经济中不能服务于经济目的时，这对资源配置就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所有地方，农田的地租就可能受到压抑。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地租学说就严重地损害了有效地配置农田（包括附属于土地的建筑物、灌溉设施和其他建筑）的计划和控制机构的能力。
即使一个研究者并没有被卷入这种学说，他也将发现很难使自己的研究摆脱这种令人困惑的表面经验现象。重要的任务是要认识基本组成部分并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农场规模相关连的有：专业化、控制生产决策的所在地、作出决策所根据的信息状态、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速度以及指导并奖励农产品的生产者的刺激中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专业化
有组织的研究。认为农场的规模取决于它从事现代农业研究的能力是荒谬的。让每个农场都生产其所需要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械也许比让它从事研究要好一些。即使任何一个国家主要种植玉米地区的所有农户都联合成一个农场，在这样大的农场中建立一个第一流的研究中心是否有利也很值得怀疑。显然，无论农场有多大，这是一个超出农场能力的专业化问题。一些种植园进行了某种研究，某些大地主也有这种意图，但他们在自己可以支持和组织的研究活动中远远不能达到最优化。然而，排除非常大的农场可以拥有自己的研究实验室的可能性是否有些过早呢？毫无疑问，在大农场中有各种应用研究是可能的，但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很少对基础研究作出过什么贡献。
为什么农业研究是必需的，为什么进行农业研究超出了农场的能力，这是很容易总结出来的。大多数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其所形成的国家的生物和其他环境所特有的。当一个依靠传统农业的国家决定获得并采用现代要素时，仅仅输入并使用现成的形式是不够的。发展与某个国家特定环境相适应的新形式是必需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已确立的科学理论和原则出发，并在此基础之上去发展适用的要素，这就需要相当的研究工作。还有另一个关键的事实，即从事这种研究的企业并不能占有从其活动中所得到的全部好处；此外，企业还要服从于重要的不可分性，因为研究工作需要科学家和成本昂贵的专业设备。无论农场的规模有多大，要有效地从事所有必要的农业研究是根本不现实的。如果采取的是这样一条途径，那就只会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研究，而即使已经从事的研究，费用也是十分昂贵的。
但是，穷国经营大农场的地主和农民往往是这样一种信念的受害者，即如果有什么值得从事农业研究的话，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农场里出色地进行这种研究。他们不懂作为农业实验站活动的基础的经济学。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在某些穷国，大农场主反对用于农业研究的政府支出，而小农场主支持这种支出，从而产生利益上的分歧。例如，在乌拉圭，由于这种明显的利益不一致，南部的小农场主有一个为其服务的农业实验站，而其他地区很大的农场则依靠自己的实验站。
由国家管理的农业生产中的反常现象之一是大部分与农业相关的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效率低下。人们本来预料，在这种类型的组织之下，农业研究的成就应该是杰出的，特别是在其他领域具有科学传统并取得研究成果的前苏联更应该如此。但是，情况完全相反。在把生物学运用到农业生产方面，基础研究一直是空白。尽管农业研究的职责并不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不会由于缺乏资金而受限制，但根深蒂固的学说偏见严重损害了农业研究这个重要分支。
生产现代投入品。一般说来，一旦作物新品种或牲畜良种为人所知并可以得到，即使没有把农场规模作为发展重点，这些作物新品种或牲畜良种也会成倍地扩大。但是，也有某些重要的例外。例如，专门种植杂交玉米的企业在生产这种玉米方面比大多数农场效率更高。在饲养某些牲畜和引进良种家禽生产蛋方面也是如此。在某个阶段里，幼猪养殖场与专业化企业一样有效率。显然，农场经常生产它们所需的役畜，但并不能生产农业拖拉机。它们也不能生产化肥和农药。
“生产”信息。如同农业研究的情况一样，很难想象农场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能有效地建立自己的农业推广站。在有传播某些这种信息的出版物——小册子、报纸、农业杂志——和收音机及电视节目的地方，只要农民有文化并能以其他方式理解信息的含义，那么无论他们是经营大农场还是小农场，都可以利用这部分信息。
不在所有或居住所有的控制和农场规模
虽然其他农业要素也可能是不在农场居住的人的财产，但农业中的不在所有权一般是与土地和附属于土地的建筑物相联系的。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租佃安排。不在所有者通过公司、合营企业、经理等形式控制自己所占有的农业要素。一般说来，不在所有的安排效率是低的。
这种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在于：在处理现代农业问题中，农业中的当前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不仅要服从于许多无法按常规处理的（包括空间的、季节的、机械的和生物的细节在内）微小变化，而且还始终需要采用由于应用知识的进步而形成的新的、优越的农业要素。在不在所有的安排之下，由于简单的原因，即由于不在的一方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往往就不能有效地作出处理这些细节，尤其是利用应用知识进步的决策。不在所有者一般也没有成功地提出必要的刺激并委派决策的负责者。并不是许多农业租佃改革都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上述看法包含着下列假说：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农民采用并学会了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整个农场的工作由所有者兼经营者所控制的部分越来越大。换句话来说，这就意味着，在存在竞争的地方，由不在所有者安排的那部分农场工作由于其固有的低效率而相对减少了。
这种假设与美国的一系列资料是一致的。毫无疑问，农民成功地运用了许多新的、优良的农业要素。在竞争中所有者兼经营者无疑壮大起来了。把用于农业的“人均小时农业产量”作为现代化过程的标志是恰当的。在1910年到1930年间，这一标志只有很少增加，以1947—1949年为100，这一期间的指数只从45增加到53。但是，从1930年以来，有了以下的发展：
还有一种相关的情况是，在1929年到1960年期间，向不在农场居住的人所支付的纯农业地租从8%下降到6%，而以农场抵押***形式所支付的***从全部农业纯收入中的7%左右下降到4%左右。 在西欧和英国，虽然进行了农场租佃法的改革，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有利于所有者兼经营者的农业单位。
当然，有一点也是事实：即在有些地方不在所有者是刚退休的农场主，他们由于长期的经验了解其所有的特定农场并居住在农场所在的地区，或者在有些地方是父子之间的租佃并且转移所有权的安排被逐渐实现，这样，“不在”私人所有制并不一定完全服从于作为这种所有制形式一般特征的低效率。但是，撇开这些例外，农场的不在私人所有制是一种低效率的安排。
农业生产要素的国家所有制的不在所有的含义是什么呢？不在国家所有制与不在私人所有制之间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种一致之处并不奇怪，因为国家所有制的本质正是：某些农业的基本决策是在不在所有的条件下作出的。由这种来源所产生的低效率，其经济基础与不在私人所有制的情况下相同，而且实际上所出现的经验证据也有力地支持了同样的推论。尽管有这种一致性，但在考察国家所有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不区分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显然，在前苏联类型的国家中，农田的国家所有制仅仅是国家控制农业生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国家官僚还占有其他一切物质生产资料，此外，它有一种对政权的垄断，其中包括对舆论工具的控制。虽然在前苏联类型的国家里，农业要素国家所有制中固有的不在所有部分的不利影响是真实而重要的，但它与其他许多更强有力的控制工具混合在一起了。
假不可分性和农场规模
认为农场规模必须非常大才能有效率的学说把拖拉机作为现代农业要素不可分性的象征。这种学说认为，与此相关的拖拉机不仅是一部大型拖拉机，而且是大型拖拉机群。一定要使农业中的其他要素适于使用大型拖拉机群。但是，这样设想的拖拉机是一种假不可分性，因为可以按各种不同规格和型号的订货来制造拖拉机，而且在耕作中可以用各种方式把拖拉机组合在一起，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当然，一部拖拉机可能会如此之大，以致在一次耕作时它不仅能牵引12个犁，而且还能牵引一部播种机、一部耙地机及其他附属设备，例如在特定条件下播种小麦时便是如此。在另一个极端，一部拖拉机可以如此之小，以至于在作牵引工作时，它仅相当于播种稻米时用的一头水牛。有一些拖拉机是用履带爬行，而另一些则用轮子行驶并且特别适用于播种成行的谷物。还有一些拖拉机开动并带动其所牵引的机器，这些机器大至大型自动谷物联合收割机，小至小型自动割草机。在相对于其他农业要素的***而言人力（劳动）便宜的地方，一个单人（或单个家庭）农场用小型园林拖拉机可能更有效率，在人力比较昂贵的地方，单人农场使用两部甚至三部不同规格和型号的拖拉机可能更有效率。有效地使用大型拖拉机群要求一些非常特殊的条件，实际上这些条件是很少存在的。
大型拖拉机和许多锄头。但是，当假不可分性成为组织农业生产的基础时，它就导致了一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前苏联所出现的情况正是这样，在那里把大功率机器用到了极端。为了使农业适应于使用大型拖拉机，前苏联迫使农业成为一种不合理的双重形式结构，即非常大的国营和集体农场与小块土地的农户，这种双重形式结构是以大型拖拉机与许多锄头并存为基础的。 这两种类型效率都很低。假设在大型国营和集体农场只有拖拉机和与之相配合的机器的费用是重要的，那么不只是用非常大型的拖拉机，而是用由大、中、小型拖拉机组成的各种拖拉机的相互配合会更加经济。但是，劳动、管理、土地和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数百万小农户仍限于使用许多锄头和非常密集地使用劳动。在西欧，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像前苏联的小农户那样低效率地利用劳动进行耕作。假定这些小农户的大小不会增加到超过十英亩，假定可以得到小型手扶（园林式的）拖拉机和与之匹配的机器以及设备，那么，前苏联整个农业生产将会急剧增加，而现在供给不足，主要正是这些农产品。即使这样，就前苏联数百万个十英亩农户再加上大型国营与集体农场而论，资源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优的规模。因此，虽然农业生产会比现在更加有效，但它仍然是一种低效率的双重形式的农场规模。显然，拖拉机是一种假不可分性。
真不可分性。那么，在现代农业中不可分的生产要素是什么呢？我们仅仅考虑农业中使用的投入品。良种、优良的牲畜品种、化肥、农药、工具、牲畜牵引的设备、拖拉机，以及相关的机器和有电力的地方的电动机都很少属于这类不可分的要素。但是，典型的农民，或者农场处于不在所有控制之下的典型的农场管理者一般是不可分的。然而，这种特别的不可分性并不要求大型农场；相反，在作为大多数现代农业生产特征的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为既定的条件下，把一个人视为不可分并不必然需要大农场。这就是证明日本、丹麦和美国的家庭规模农场高效率的关键所在。但是，这里还要考虑到一个附加条件，因为在离农场很近的社会里，无论是以部分时间为基础还是以全部时间为基础都很容易找到工作，人力的贡献是可分的，用部分时间从事农业也是可能的；这种农业则是有效的。
对地租的压抑
关于地租经济作用的错误概念是很多的，而且在那些把这种错误概念付诸实施的地方，这些概念就损害了农业的效率。无论在地租是对农产品需求日益增加而造成的意义上把来自土地的地租作为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还是把地租作为投资于已成为土地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建筑物的收益或简单作为特种物质生产要素的有价值的生产率的合理收入，地租在配置农业资源中都执行着一种必要的经济职能。因此，任何对地租的压抑都有损于指导和引诱农民有效地使用农田的信号和刺激。
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学说都助长了有关地租的错误概念。李嘉图的概念把地主作为一段时期内增加收入的接受者，这种收入被认为是不劳而获，从而也就忽视了地租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马克思的概念以李嘉图为基础，这一概念变成了把全部土地完全国有化的教条，变成了在生产中配置土地时压抑地租的教条。在前苏联类型的经济中，农田和灌溉设施及其他农业建筑的生产性服务都由管理农业生产的人配给。一旦地租受到压抑，就会用各种特定的措施来占有土地及其附属物的生产率的价值。现在已知的这些措施有：强制按某种名义***交售农产品，按低的固定***把农产品卖给国家，以各种福利的名义对集体农场征税。此外，早期时对机器和拖拉机站的服务实行高垄断***也可以作为这类措施之一。除了可能用于福利目的税收而外，所有这些措施的影响之一是减少了农田生产率价值。这些措施既没有掌握在作为农田特征的生产率价值方面的细微差别，又没有起到地租在农业生产中配置土地的经济作用。因此，对地租的压抑是农业中严重低效率利用土地的原因。
与地租相关的另一种错误概念是与穷国中广泛认为农业必须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本这种观点相关的。因为农业中的地租往往是高的，而且地主被认为是不生产的，所以这种资本的自然来源就是农田的地租。于是又以为获得这种地租的有效方法，要么是政府低价收购农民的主要农产品，然后以高利润的***出售；要么是由政府简单地压低农产品***，从而使食物***和***低于它们应有的水平，以减少工业化的代价。这种从农业获得资本的方法并没有占有真正的地租，即农田的生产率价值。它往往有损于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阿根廷庇隆（Peron）政权下所发生的情况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方法的不利影响：虽然在短短的几年内产生了大量政府收入，但却严重损害了阿根廷的农业生产。
还有另一种不压抑地租对资源配置作用的方法。当然，政府可以通过对农田征收土地税，通过对这种土地征收资本税，或者通过公开的剥夺来获得用于工业化和其他方面的收入。但是，为了获得这种收入并维持地租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就必须区分作为体现了土地的位置价值的收入的那部分地租与作为土地再生产性资本建筑和地主的企业家职能收入的那部分地租。作为土地一个组成部分的资本建筑需要维持和折旧。美国现在总计是，不在农场居住的地主的纯地租大约只是其总地租的一半。 即使这样，在估算纯地租时仍没有扣除地主作为企业家的贡献的价值。
这里所考虑的这种方法的关键是政府要确保有足够的土地生产率价值应属于农民（或地主），以便为有效地配置土地提供一种刺激。要达到这种目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使对每块土地的资本课税等于这一来源的持久收入的资本化价值的大部分把这种价值的小部分留给地主——这就足以对农业中有效地配置土地提供一种刺激。另一种方法要求每年的税收等于农田位置价值所提供的持久收入流的大部分，这也将把这种收入流的一小部分留给地主，这大概就足以维持诱使所有者有效地配置土地的必要刺激。通过这些方法，就可以从地租中得到一些公共收入而又不压抑地租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关键是农产品和要素***
在改造传统农业时不能没有产品和要素***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还没有有效的替代方法。一种命令体制，无论它是通过大农场还是小农场经营，都必然是低效率的。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来压抑农业中产品和要素的***，这样做的方法很多。上述的对地租的压抑可以作为许多这类压抑中的一个特例。不必去详细论述其他压抑，因为在原则上可以运用讨论地租问题时所提出的同样推理。
认为对农产品和要素***进行某种压制是可行可取的，其根源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对这些***的变动或者是毫无反应，或者是作出反常的反应。我们在本书的几个不同地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考察并已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降低或提高某些农产品***使收入流出或流入农业而不会损害农产品***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在某些经济增长成为主要目标的低收入国家里，目的之一正是要从农业中得到某些收入，以便如前所述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部分资本。在某些高收入国家，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已成为高生产率部门的某些国家，政府力图把某些收入转给农业，以便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但是，无论这种收入转移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是通过降低或提高农产品或要素***来实现这种转移，这种***对资源配置的效率都会带来损害。如上所述，在由土地的位置价值所得到的纯地租的情况下，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这种地租的大部分转移给政府而又不压抑地租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只是一种例外，因为现在并没有相应的方法可以用于其他农业要素或任何一种农产品，以便运用***来使收入转入或转出农业而又不减弱要素和产品***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提高农产品和要素***的资源配置作用与用往往导致低效率的其他控制来代替这些作用之间总存在着一种选择。重要的做法有这样几类：例如，把地方市场并入更大的市场，扩散有关产品和要素的经济信息，把减少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减少农业资本定量配给的一种方法，按边际成本来确定要服从于不可分性和限制竞争***的规模要求的灌溉和其他设施的服务的***，向保健、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其他形式进行投资。减少农产品***的波动也属于这类措施。
应该注意，这些改善措施中的最后一项的唯一原因是由于这一事实：我们已经仔细地考察了在农产品***大幅度波动时必然是特别低效率这种情况。此外，提出用农业的期货***来对付这种***波动对资源配置的不利影响是一种合乎逻辑而又切实可行的改善。
参考：改造传统农业 作者: 西奥多·W.舒尔茨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梁小民 出版年: 2011-8 ISBN: 9787100080972
本书研究经济增长的方法是用需求和供给的概念来确定持久收入流的***。在运用这种方法时，重要而必需的步骤之一是找到在***低得足以引起用于对收入流来源投资的储蓄时能获得的收入流。这样问题就是：哪里有这些低价的持久收入流来源？虽然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对回答这一问题很少作出贡献。这些研究之所以没有弄清楚低价收入来源的经济基础，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特殊来源是隐藏在“技术变化”之中的。
至今为止，本书研究的主要结论将作为这一章目的的引言。从传统农业中充其量也只能有很小的增长机会，因为农民已用尽了自己所支配的技术状态的有利的生产可能性。仅限于对他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作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进行更多的储蓄和投资无助于增长。尽管关于如何改善贫穷社会要素的配置写了许多著作，但从更好地配置现有生产要素中所增加的实际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有一个贫穷的经济在配置它所支配的每一种要素方面是一部完善的混合机器，这个社会也仍将是贫穷的。关于从这类要素的存量增加所得到的增长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它们是追加收入的高价来源，因而，它们只能提供很小的增长机会。这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农业产量只会是低下的。假定自然赋予是既定的；再假定虽然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增加了，但技术水平并没有提高；又假定虽然现有形式的建筑物、设备和存货的存量有了某种增加，但物质资本再生产形式的技术特征并没有变化。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来自农业的经济增长将是代价高昂的。因为增长的代价如此昂贵，所以许多增加储蓄和引进外来资本以扩大对现有要素投资率的建议——这种建议充斥在经济发展的文献中——也因为要求付出过于昂贵的代价而无价值。生产要素投资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是对这些社会的人民把其收入中的更大部分储蓄起来投资于这种要素缺乏足够引诱力的基本原因。简单来说，收益率不能保证追加的投资。
如果确实整个农业生产完全依靠传统农业中使用的生产要素，那么各地从这一部门所得到的增长前途就是悲观的。或者说，如果各地的差别与塞纳普尔和帕那加撤尔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很有限的，那么，由这种差别中所得到的生产增长就仍然是非常微小的。但是，事实上依靠传统农业要素与依靠现代农业要素的社会之间在农业要素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隐蔽要素的花招
前面提到的疏忽，主要是由于在研究增长问题时对待生产要素的态度所引起的。经济学家们往往把生产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物品）”，而另一部分是“技术变化”。但是，在作出这种区分时很少认识到，“技术变化”这个词仅仅简略地代表了要素清单中所没有提到的许多（新）生产要素。当然，可以从所有新要素中作出抽象，但认为技术不是生产要素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基础。一种技术总是体现在某些特定的生产要素之中，因此，为了引进一种新技术，就必须采用一套与过去使用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的生产要素。
在分析这一问题中还有许多重要的情况，因为存在着一种明显错误的观念，即在对待一种“技术变革”时认为把生产技术和作为生产技术的一个部分的要素区分开来在逻辑上似乎是可能的。一种生产技术是一种或几种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的生产要素概念不仅包括所有物质形式的资本（凡是它所包括的有用知识都是这种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还包括所有的人力（这里也包括了人所得到的知识，即作为劳动能力的一部分的技能和有用知识），当我们使用这个全面的生产要素概念时，就要完全考虑到所有的生产技术。因此，再重复一次，“技术变化”这一概念在实质上至少是一种生产要素增加、减少或改变的结果。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说明、识别并衡量一种新要素（新要素所引起的效益隐蔽在“技术变化”的名下），并不比对传统要素这样作更困难。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把某些事情作为一种混合物而撇开，或把它作为不变的，这是容许的、必要的。理论分析正是这样进行。当某些处于这种混合状态的要素对生产的影响始终不变，或者在它们变动的范围内对改变生产只起了很小作用时，经验研究就可以这样进行，而且这样也是合适的。“技术”或者“技术状态”的概念正是这种混合物。但是，如同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情况那样，当这种混合物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变量时，如果要对增长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那就一定要考察其中的特殊要素并分析其经济行为。
这样看来，在概念上重要的用于生产的技术是所使用的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生产力包括了人力，所以如何使用包括人在内的每种生产力的知识（或者是专门技能，或者是“教养”）也是生产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把所有的生产要素完全弄清楚时，也就弄清楚了技术。在把生产要素这种概念所根据的经济逻辑弄清楚时，就可以通过某些例子来进一步阐明它在研究增长中的实际含义。
某些农业要素的特征的例子。年产一万磅牛***的***牛比年产仅四千磅牛***的***牛要优良得多。良种***牛代替劣种***牛的过程是要素替代的一种形式，这一过程所根据的是暗含的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当把所有***牛一起考虑时，这一要素替代对生产的影响就被作为一种余量并被称之为“技术变化”。当年产蛋一百或一百个以下的鸡被年产蛋二百个的鸡代替时，也可以运用同样的逻辑。通过混合进一种（新）“饲料成分”，一种不同的成分，饲料的营养价值会得到明显的改变，为这一目的生产出这种不同的成分，而且这种成分会有很好的市场。在某些说明中，把采用这种饲料成分说成一种技术变化是很方便的，但是，要解释农业生产中的变化就必须把这种饲料成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并确定它的成本和收益。而且，如前所述，它也与任何一种传统要素一样是可确定的、可衡量的。肥料的植物营养性质和肥料相对供给***所发生的变化是在近几十年里影响农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例子。耕作中所用的技能和知识的提高已成为人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把这种提高说成是“专门知识”的变化固然是有益的，但它掩盖了在某种同“收益”相关的“***”水平下形成了的新的、更好的人力这一事实。最后，还有一个格里利切斯所分析的杂交玉米的典型例子。在许多方面，一蒲式耳自然授粉玉米与一蒲式耳杂交玉米是相同的。对种植它们的土地要作同样的准备。用来种植、耕作和收获玉米的机器也完全一样。然而在分析玉米的生产中，自然授粉和杂交品种显然是不同的生产要素。杂交玉米并不是某种含糊的、无法分辨的“技术变化”的源泉；相反，它是一种明确的、可分辨的、可衡量的生产要素。
某些特殊生产要素的供给中存在的变化。说明技术变化这一概念的局限性的另一种方法是考察要素供给的变化。完全可以把某些要素的供给作为固定的。还有另一些要素可以正确地作为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这些要素的供给显然可以增加。还有另一些要素被错误地认为仿佛只是偶然出现的。土地的供给大概是固定的，但它现在远远不像过去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十分确定。然而，自然环境和人类都有一些不能增加的特殊性质；因此，这些性质代表了供给基本是固定的要素的性质。 总是把资本品作为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但是，一般的资本品概念仅限于物质要素，这样就排除了通过向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增加的人的技能和其他能力。人们所获得的能力在其经济活动中是有用的，这些显然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且在这方面也是资本的形式，这种要素的供给可以增加。根据人均小时工作的增加和仅限于建筑、设备和存货的资本的增加来研究经济增长时假定质量是不变的，这就没有考虑到劳动和物质资本品的质量一直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经常排除了知识和以这种知识为基础的有用的新要素的进步，仿佛它们不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偶然出现的。这种观点通常不言而喻地包含在技术变化这一概念中。
与这样论述生产要素相关的经济思想史是十分清楚的。古典学派的理论一开始就提出了生产要素的三分法，并认为技术状态是不变的。但是，因为实际上出现了经济增长，所以技术状态不仅在变化，而且成为增加实际收入的重要变量。同时，根据技术状态保持不变的假设还提出了许多分析生产的工具。因此，考虑到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形式所发生的明显变化而又不放弃使用已投了许多资本的、长期形成的知识装备，正如每个研究生都知道的，技术变化的概念就成为时髦的，它概括了实际上收入日益增加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无法用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传统的概念和标准来解释的。
这并不是说“技术变化”这个词在用来解释某些问题时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但是，它不是一种解释经济增长的分析概念。把技术变化用于经济增长是一种无知的表白，因为它只是一组无法解释的余量的名称。除了一般的衡量错误外，如果归之于技术变化的余量价值很小的话，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当这些余量价值很大（实际上作为现代国家特征的那种增长正是这样），这就等于对许多实际增长问题未作解释。现在有少数经济学家正在专心研究这个问题。本章的后一部分将评论这些经济学家所作的努力。
“技术状态”的最初概念所根据的是这种假设：在人和物质品中存在着一种供给基本固定的普遍性质，这方面与土地原来的性质相类似。并不认为有必要考虑组成技术状态的许多组成部分是什么。但是，当这些组成部分已改变时，意味着什么呢？它可能只意味着，至少有一种现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已有提高。或者说它可能意味着引进了完全不同的生产要素。其中第一种情况，即质量的提高，也可以看成相当于一种新生产要素。现在把两种情况都看作新生产要素会更方便些。虽然任何一种技术变化的基本特征正是引进一种使用时更加经济的新生产要素，但严格分析起来，除非依靠采用一种在技术上与旧生产要素有某些不同的生产要素，技术变化就无法实现。借助于生产函数的概念将会使新旧生产要素之间的这种关系更加清楚。所谓生产函数“向上移动”最少需要有一种新要素对生产发生影响。因此，如果在不包括新要素的意义上说关于要素的说明是不完全的，那么根据这种不完全的说明所观察到的生产函数就可以把向上的移动看成是新生产要素对生产发生影响的结果。
因此，有令人信服的原因否认把技术变化的概念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变量。在分析问题时，技术变化掩盖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实质。在这方面把技术变化看作是“节约劳动”、“节约资本”或中性的都是毫无意义的，除非可以辨明未加说明
产要素，人们当然就会发现它们是代替或补足某种旧生产要素。在这一点上由于同样的原因，“技术水平”的概念也是毫无意义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技术变化是一种未加解释的余量，它掩盖了大部分相对低价持久收入流的重要来源，正是这种来源引起了与增长相关的储蓄和投资。技术变化所掩盖的是由于有利而被企业采取并使用了的某种（新）生产要素。此外，因为这些新要素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所以发现、发展和生产这些要素的活动是全面的生产概念的基本部分。这样，考察发现、发展和生产这些新生产要素的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就是很重要的。
考察技术变化所掩盖的内容
本书研究所根据的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观点并不都是新观点。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知识进步在增加生产中的重要性。只要提到其中的少数例子就足够了。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知识的评价非常高，并且认为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发动机。 约瑟夫·熊彼特把现代增长主要归结为劳动增加和传统资本形式存量增加之外的源泉。 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把“一切‘有用的’知识的增长，而无论是‘关于’哪一方面的知识”都作为一种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在原则上与本书的研究方法没有什么区别。E.F.丹尼森（E.F.Denison） 的方法所具有的优点是引进了许多一般被忽略的重要的经济增长源泉。他的作为一种投入品的劳动概念，很接近于代表劳动所作出的服务的流量，因为它主要是根据劳动力的收入。在以收入代表劳动的范围内，他把劳动力总收入的增加分别归于许多改变劳动力的质和量的源泉。但是，他的资本概念作为一种投入品并不能代表资本所作出的服务的流量。物质资本的增加大大被低估了，因为他基本上作为一个余量的“知识进步”的概念掩盖了大量生产服务流量，而这种流量是物质资本所作出的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
罗伯特·M.索洛（Robert M.Solow）首先通过估算美国1909年到1949年期间的“总生产函数”着手从经验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函数所根据的资本和劳动是以这样一种方法来衡量，以至于它们同实际资本和实际劳动所生产出的服务的流量的关系更疏远了。因为略去了资本和劳动的组成部分，所以毫不奇怪，他的“函数”“在这一期间的前二十年以大约每年1%的速度，在这一期间的后二十年以每年2%的速度”向上移动。虽然这种研究赢得了广泛的赞扬，但它并没有抓住作为所谓技术变化的基础的新生产要素；它仅仅把未加解释的余量变成为一种部分的（不是全面的）生产函数向上移动的序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索洛 把新资本品的形成作为新技术知识的“传递者”，并且以此来寻求解决某些新生产要素对生产的影响问题。另一种论述是W.E.G.索尔特（W.E.G.Salter） 所作，他把技术知识与生产技术联系起来并假定这些技术是已观察到的生产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将之引入生产函数之中。
本章针对技术变化中所掩盖的内容而作的批评并不是说生产函数是一种无用的分析工具。生产函数的确是一种必要的工具。所需要做的是不仅要包括传统生产要素，而且还应包括体现了新生产技术的新要素。这就是格里利切斯满怀希望地所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必须考虑到人和物质投入品质量的提高。格里利切斯在《衡量农业的投入品：一个批评性概述》 中清楚地预见了这种方法的实质。在这种方法中可以看出资本质量的变化。也考虑到人力资本（教育）的改善。因此，格里利切斯在其研究农业生产率的一篇进展报告中谈到：“因为任何一个衡量生产率的公式都可以公开或隐蔽地对农业总生产函数的形式及其系数的数值作某种假设，所以可以通过直接提出关于生产函数的问题来更容易地研究这种衡量过程的正确性所引起的许多问题。”
全面生产要素概念的含义
这种研究经济增长源泉的方法包含着一种资本理论，这种资本理论包括了所有生产要素，即土地、一切再生产性的物质生产资料及人力。它还意味着，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可以增加。一种最优的投资储蓄配置要求再生产性的物质资本形式与人力资本形式之间收益率的相等，就像在每一类资本内部所要求的那样。因此，在原则上有一种检验的方法可以确定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中是投资不足还是投资过度。
生产要素是持久收入流的来源。收入流是这些来源的（生产性）服务的流量。为了确定某种来源（投入品）的重要性，根据人均小时来衡量劳动，或者用物质资本的存量减去质量的提高都是不正确的。
需求和供给的方法
一旦辨明了某种隐蔽在技术变化中的生产要素，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问题就基本弄清楚了。曾提出过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清楚地表明，可以用对一组已耗尽其有利性的生产要素的依靠性来解释与传统农业相关的缓慢增长的经济基础。第二种主张指出，为了打破这种依赖，处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一定要以某种方式获得、采取并学会有效地使用一套有利的新要素。
在分析达到第二种主张中所包含的目的过程中，需求和供给的概念是有用的。这种方法使我们去考察新的有利要素的需求者和供给者所起的作用和行为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中需求者是传统农业的农民。供给者是发现、发展、生产、分配新生产要素并使需求者能得到这些要素的那些人（营利的企业和不营利的机构）。无论这些供给者所从事的是发现、发展，还是生产已形成的要素或分配这些要素，他们所从事的显然是生产活动。但是，把需求者行为也作为以需要成本并提供收益的投入品为基础的生产活动，就不那么明显了。需求者可能要寻求关于这些新要素的信息，而寻求信息的过程可以直接根据成本和收益理论来说明。需求者也要学习如何最好地使用这些要素，但是，一般说来这并不如“寻求信息”所说的那样直接。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教导向人进行投资。下两章将要论述这些供给者和需求者。
参考：改造传统农业 作者: 西奥多·W.舒尔茨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梁小民 出版年: 2011-8 ISBN: 9787100080972
穷国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现代（非传统的）农业要素的可得到性和***。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些要素的供给者掌握了这种增长的关键。当他们在廉价地生产和分配这些要素方面获得成功时，向农业的投资就变得有利了，而这就开始了农民接受并学会最好地使用现代要素的阶段。对增加储蓄和形成对这些要素投资提供资金的信贷机构，这也是一种引诱。这些供给者的确是重要的。
但是，这些供给者很少受到注意。人们认为，他们许多人似乎完全在经济学的范围之外。他们是隐蔽在“技术变化”中的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他们中的某些人从事研究，而某些人从事发展活动。某些人仅仅生产信息。他们无论在从事生产的方式方面或在进行组织的方法方面都并不一样。
本章主要考察现代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在生产这些由贫穷社会的农民得到和接受的要素中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成本。生产这些服务的成本是十分重要的。为了方便起见将不考虑一般的生产活动，而是首先集中研究使已知的现代农业要素适用于贫穷社会的特殊环境所要求的研究和发展，然后研究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分配这些要素的经济基础。
供给者的研究和发展
现代农业高生产率的主要源泉是再生产性的源泉。这些源泉由特殊物质投入品和成功地使用这些投入品所要求的技能和其他能力所组成。被自然固定的土地和人的成分一般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再生产性源泉显然是两个部分，即现代物质投入品和具有现代技能的农民。虽然有一些例子是具有高水平耕作技能的人迁移到一个贫穷社会里，但这只是获得这种技能的一种例外方式。一般来说，贫穷农业社会只有通过向他们自己的人民进行投资才能获得必要的技能。然而在现代物质投入品方面有许多东西是可以进口的。
但是，这些现代物质投入品很少是现成的。这些投入品很少能够以其现有的形式被采用并引入到一个典型贫穷社会的耕作中。它们应该适应于一个贫穷社会的特殊农业环境。生物条件的差别特别重要。其中许多条件与纬度的差别有关。例如，一种适用于衣阿华州的杂交玉米种植在印第安纳州就比种植在亚拉巴马州好。在温带地区生产率高的***牛品种就不适用于热带的环境。各地的土壤也有很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对作物、肥料、水和耕作要求都有重大影响。技术先进的国家里很少有什么再生产性农业要素可以现成地用于大多数贫穷社会。
一般说来，可以得到的是有用知识本身，这种知识使先进国家可以生产出自己使用的要素，这些要素在技术上优于其他地方使用的要素。这种知识本身也可以用于发展相似的、一般也是优良的新要素，而这种要素能适应于贫穷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生物和其他条件。这种知识包括已建立的有关植物、动物、土壤、机械等的科学理论和原理。杂交就有可能生产某些具有特殊“杂交能力”的作物和牲畜。作为这种杂交基础的遗传学原理也是所有杂交玉米的基础。但是，运用这种杂交知识来生产出适用于特定玉米种植地区的良种玉米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美国还有一些地区的农民仍然在种植自然授粉的品种，其原因只不过是在那些地区还没有培养出一种高产而很适用的杂交品种足以代替自然授粉的品种。
一个国家要从已建立的关于杂交的遗传学知识和其他有关的知识中得到好处，就必须做近二十年来墨西哥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发展适用于墨西哥环境的现代农业要素所做的事。关于墨西哥所取得的进展的年度报告充塞着类似如下的说明：
1.“在培育一种新的杂交白玉米H507时，把每份两磅共750份都分给了农民。……H507的产量比原来推荐的杂交品种（H-503）约高20%，而比当地最好的自然授粉品种约高35%。”
2.“对引进的玉米，诸如美国的杂交品种所进行的多次试验证明了以前所观察到的情况：如果要避免采用不适用品种所引起的严重困难，关键是用当地的材料形成当地的品种。”
3.美国的高粱品种也是有缺点的。“具体讲，早熟的品种是许多地区所需要的，而能可靠地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地方种植的改良品种意味着巨大的生产可能性。当把美国培育的杂交品种种植在墨西哥时，并不能保证它们的产量总比自然授粉的品种高。然而，看来当地培育的杂交品种的产量可与美国所达到的产量相比。”
4.在小麦方面，1960—1961年期间，墨西哥的小麦全国平均产量约是十年前的25倍。除了1960—1961年有利的气候条件之外，这些产量的增加是由于更多的肥料和经过改善的土地备耕与灌溉工作，此外“每年小麦收成的98%左右是来自于经过改良的小麦品种”。
“通过发放奈纳里（Nainari）60、华曼特拉·罗约（Huamantla Rojo）和桑达·艾列那（Santa Elena）这些新的高产品种……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平均产量是可能的，此外，还有一些更新的、半商业性的矮秆品种，例如蓬加莫（Penjamo）62和皮替克（Pitic）62，估计这些品种的成果将会更显著。”
5.在1957年开始的新马铃薯计划已经培育出了“九个能抵抗晚疫病的新马铃薯品种”。“在1960年，墨西哥已生产出了14，000多吨经过鉴定的马铃薯***。”
还报道了在蚕豆和***豆、园艺学、牧草和豆类，以及“土壤肥力和管理”、“昆虫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和“家禽”这些方面类似的发展。在“农业经济学”这一题目的报道中涉及了经济方面的内容，并为传播“农业信息”作出了相当的努力。
作为一种例外，有少数精良的农业要素可以现成地用于所考虑的目的。这些农业要素主要是小型工具、设备和小型机械。私人企业最愿意生产和分配的正是这些要素，从而使贫穷农业社会的农民能够得到。
但是，适用于一个贫穷社会的现代农业要素首先应该依靠现有的科学与技术知识来进行“生产”。这个过程所需要的生产服从于两个基本经济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生产者”一般不能占有由这种生产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利益）。第二个特征所根据的是，当一个企业从已有的科学和技术（农业）知识着手从事适用于特殊贫穷社会农业的现代要素的生产时，已知的不可分性主要在于所要求的方法和科学家。
正因为这两个特点，必须使大部分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或开发研究“社会化”。如果基础研究完全依靠营利的私人企业，那么对这种研究的投资必然会很少，因为这类企业不能占有一个科学机构所生产的全部有价值的产品。因为边际成本不能等于边际收益，私人企业的支出必定比最优支出多，这是由于许多收益不能由该企业所得到而是广泛地扩散了——某些收益归其他企业，而某些收益归消费者。即使私人企业获得了强有力的专利保护，它们也不能占有由这种研究所得到的全部收益。
不可分性也很明显。一个只有一座简陋实验室的科学家，依靠自己只身处在一个贫穷农业社会中，在从现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来开始生产在技术上适用于他所在社会环境的新农业生产要素时，必然不能有多大成就。这样小的规模，效率是很低的。适于这一任务的方法，一般要求要有许多各类科学家和辅助人员以及各种用于实验工作的昂贵设备，以便接近于达到最优规模。
美国已建立的科学机构在满足与农业中有用知识的生产相关的这两项经济原则方面，在多大程度接近于最优规模呢？这种科学机构包括州实验站、地区实验室和设在马里兰州贝尔特斯维尔的全国研究中心。美国农业部不仅管理贝尔特斯维尔的全国研究中心，而且还管理二百个野外机构；这些野外机构一般都很小，而且过于同科学团体脱离以至于效率不高。虽然美国的农业科学机构在其所完成的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某些方面效率是低的。如上所述，研究工作由于分支机构和小的联邦机构过多而受到损害。但是，更重要的是许多主要农业区没有一个为它们服务的有能力而又效率高的研究机构。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存在着与农业紧密相关的严重低收入问题，这些地方在许多方面很像世界上某些贫穷农业社会的情况，但这些地区被忽视了。除了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有研究机构外，南部的研究机构也是很少的。还有另一个大地区的研究机构也极少，这个地区包括从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开始一直延伸到西部的平原和山谷地带，其中不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太平洋沿岸。从这些被忽视的农业地区的情况所得出的教训是：建立并维持像衣阿华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密执安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那样大而效率高的农业研究机构是一项花费颇多的事业。不可分性就是说，要求有许多科学家和许多昂贵的研究设备才能达到最优规模。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技术援助方案是值得注意的，虽然那里二十年来有过这类方案，虽然已有几百万美元用于农业技术援助，但并没有建成一个杰出的农业研究机构。对比起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虽然对拉丁美洲的农业进行技术援助花钱少，但在这方面却获得了成功。
从这一部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除了少数例外，无论研究或开发都必须使已知的现代农业要素适用于贫穷社会的环境；2）营利的私人企业一般只能占有由这种研究和开发活动所得到的部分收益；3）一个有效的研究机构的规模排除了以确保企业竞争为基础的安排；以及4）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基础使得在向还没有得到现代农业要素的社会供给这些要素时，组织公共和私人非营利团体去完成某些研究和开发职能是必要的。
供给者所进行的分配
一旦形成了在贫穷社会的农业经济中可能有利的新生产要素，又如何分配这些要素呢？分配主要是由供给者进行，这些供给者是营利企业或非营利机构。
我们时常注意到，需求者（农民）要有执行这一职能的足够的信息和能力。仅能维持生存的农民很少能这样做。某些种植园的经营者能这样做，这是因为种植园的规模大，而且某些种植园是外国企业，可以从外国得到新知识。这是与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除了某些种植园外，这种经济发展并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偶然也有个别本地（经商的）农民成功地进入这一分配领域。例如，危地马拉某些相当大的稻米种植者通过向种稻各州——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实验站索取稻米生产新发现和发展的信息而做到了这一点。墨西哥北部的某些棉花种植者也通过向邻近的美国实验站求助而在棉花方面同样做到了这一点。
营利企业。企业从分配新农业要素中能期望获得的利润主要取决于进入该行业的成本和市场规模。但是，在一个典型的贫穷农业社会中，从这一业务中获得利润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是因为加入这一行业的成本一般是高的，而某种要素的市场却是小的。除非分配新要素有利可图，否则它显然不能吸引私人企业。
进入该行业的成本主要由下列必须花费的支出决定：1）使新农业要素适用于一个社会环境的支出；2）向潜在需求者农民提供信息的支出；以及3）克服其他加入该行业障碍的支出。第一项支出取决于对新农业要素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试验和验证，以便知道农民使用时技术上的适用性和有利性。严格说来，这些是开发成本，因此在逻辑上属于前一节。但是，实际上一个进入贫穷社会出售新农业要素的企业很少能不花一些附加的开发成本。把这些支出作为“适应的成本”是恰当的。这些成本的多少取决于要素开始时的适用程度大小，取决于企业学到了多少当地的经验，也取决于企业使用这些经验，以使某种要素适应该社会的农业环境时的效率。适应的成本在企业的总成本中并不占某种固定比例，因为这种成本对不同要素和不同社会而言差别很大。
企业向农民提供新要素信息的成本在确定营利企业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中是一个关键的变量。把美国和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进行比较是研究这种成本的一种有用方法。在美国有许多定期向农民传播各种技术和经济信息的农业杂志、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而且，这些信息供给者的服务是出租的，因此一个开始分配新农业要素的企业可以作广告以及购买广播和电视的时间向农民传递关于企业某种商品的信息。此外，这里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推广站，其任务是把许多物力用于向农民传递新生产要素的信息。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农民所获得的教育。当人民是文盲时，农业杂志和报纸显然是不可能起作用的。关于一种新要素技术的特征及其使用方法的教育，是复杂的科学技术教育，其前提是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就农民而言，这种有用的知识是以他们的经验及其教育水平和程度为基础的。
相比之下，在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这些为营利而专门向农民传递信息的补充性企业并不存在，而且，这里没有农业推广站，没有适用的技术经验，也没有教育可以依靠。假定一个供给者打算出售一种良种，这种良种要求施用特殊混合型的化肥，特殊的农药，并要求改变灌溉的做法，那么，即使这种新农业要素潜在的市场很大，但按企业的成本来衡量，在这种社会里向农民传播关于这种新品种及最好地种植它的信息也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这些成本可能是很大的。
私人企业还经常面临着需要花费某些成本的政治障碍。如果是一个外国企业，它还会遇到一种或几种进入某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它可能得不到与新要素相关的技术信息和经过实验的配种家畜。例如，在杂交玉米的案例中，用杂交生产某种杂交品种时所需要的近交系可能买不到或被企业用于营利。格里利切斯观察到，美国南部地区引进杂交玉米比较迟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私人***公司在获得实验站培育的近交系时所遇到的障碍。
一旦进入该行业的成本确定了，关键就是市场规模。这里难就难在这些新农业要素的市场一般都非常小。单靠许多农民并不能形成一个大市场。一个典型的衣阿华州农场所需要的玉米***比整个帕那加撤尔种植的都多！在解释私人***公司能进入美国各地区出售可接受的杂交玉米品种的时间差别时，市场的密度显然是重要的。
在私人公司能进入这一领域之前，经常需要非营利机构来开辟道路。如上所述，通过向农民传播技术和经济信息的非营利机构，进入该行业的成本可以大大减少。成本与收益中所包含的是分配新农业要素中营利企业与非营利“企业”之间的分工。
非营利企业。穷国的农业部可以从事一项分配新农业要素的方案。地方实验站可以向农民分配新品种***以便在实际耕作条件下进行检验并诱使农民采用这些品种。为了这个和其他目的可以建立农业推广站。学校也可以直接作出贡献，或长时期通过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间接地作出许多贡献（下一章主要讨论这一问题）。还有一些其他办法，包括慈善性的基金会，例如福特基金会在印度的农业计划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拉丁美洲的农业计划；宗教团体提供援助来支持学校和农业计划；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外国政府通过向农业提供技术援助的经济援助方案的帮助。
但是，经济分析对研究这种公共和私人非营利机构的活动能作出什么贡献呢？***在于这些机构生产了有经济价值的服务并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使用了某些资源这一事实。这些机构虽然不受考虑市场是否赢利的影响，但它们要服从于经济评价，因为它们同样付出成本而且同样产生收益。如同收益率的概念当然也可以用于对建筑物、设备和供买卖的存货投资一样，它在原则上完全适用于对教育、研究、开发新生产要素、推广工作和通过非市场的安排对农民进行各种培训的投资。作为本书研究的基础的基本假设是，这样来看待非营利机构的这些特殊活动在逻辑上是允许的，在经验事实上是可能的。虽然这些机构是根据非营利的基础组织的，但仍把它们作为企业。
再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商业企业之所以不能向某个贫穷社会提供新农业要素是由于进入的成本非常高而市场太小，以至于供给新要素对这些企业来说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冒险事业。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当非营利企业所花费的全部实际成本要由受益的社会或国家从它们得到的收益中偿付时，由一家或几家非营利企业承担这一项任务会更“有利”呢？实际上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在科学和技术研究方面，已提出过这些问题。继续研究这些问题是有益的，因为在原则上它们也适用于研究和分配新农业要素相关的成本和收益。
营利企业在从事农业研究中不能达到社会最优化的原因基本有两类：1）它们不能占有这种研究工作的全部收益；2）它们一般不能建立一个最优规模的研究机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再回到杂交玉米上来，因为还没有一种其他新农业要素的基础经济学被如此细致而全面地分析过。主要使用实验站培育出来的近交系的私人***公司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利润。显然实验站并没由于他们成功地培育出近交系而致富。正如格里利切斯所说明的 ，尽管研究的费用非常巨大，但根据1955年的材料，这些研究费用每年的收益大约是700%。私人***公司的收入中显然并没有这种巨大的收益。它也没有转为支持实验站的拨款。它同样也没有归于采用杂交玉米的农民。它主要是使消费者受益，因为玉米是生产许多畜产品的主要原料之一，它由于降低了玉米的相对***而成为消费者剩余。因此，杂交玉米的大部分利益是体现在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如果商业企业能占有全部或大部分这些收益，它们显然就会发现，参与杂交玉米培育的全部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生产额外的实际收入的这种廉价来源的唯一方法是发展这里所讨论的那种非营利企业。
农业推广站的经济学在很多方面与农业研究机构的经济学相似。存在着重要的规模考虑。要使农业推广站有效率，就不能把它的活动局限于促进一种或少数几种新农业要素的使用。例如，它应该向农民传播与生产有关的其他信息，以及与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有关的消费、价值观和嗜好的信息。商业企业也不能组织有效的推广站，这是因为这种机构的规模问题，以及商业企业不能占有大部分收益。假设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给予一个营利企业建立以促进销售新农业要素为目的正式的农业推广站的特权，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仍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私人事业。首先，这个企业的花费将十分巨大。其次，与研究工作中的情况一样，它并不能占有全部好处。即使是通过向农民提供新生产要素信息的基础上的推销工作，增加销售的全部收益也不能由这种营利企业所占有，除非这家企业得到了对所有新农业要素完全垄断的特权。不能设想哪一个开明的政府会赋予营利的企业以这种垄断。另外，商业企业也不能占有由这种农业推广站所产生的许多其他收益。当然，可以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是赋予商业企业以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不仅能使它垄断所有新农业要素，而且有权对它的各种其他服务收费；占有这种其他收入对企业是有利的，从而就可能建立一个由营利企业所主持的正式的农业推广站。支持这种方法的主张显然要求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如此不易，以至于这种方法完全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评价非营利企业在贫穷社会分配新农业要素中所能起的作用时，绝不能忽视规模条件的含义。如果把这些非营利企业局限于一个并不比帕那加撤尔和塞纳普尔大的社会中，那么，要让他们进行有效的组织工作是不可能的。
实际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完成这一任务的有效的非营利方法。一个穷国可以吸引某些外国机构，例如，一个基金会或友好政府，或联合国的机构，来提供某些技术援助。但是，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一个穷国一定要发展自己的、执行这一职能的机构。只有在这样做时，它才会为私人公司参与某些新农业要素的分配开辟道路。也才会使非营利企业和营利企业实现专业化，以便达到它们之间的有效分工变得必要。在努力使农民依靠低生产率而又无利可图的传统生产要素的地方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供给这些再生产性农业生产要素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应该是高的。
参考：改造传统农业 作者: 西奥多·W.舒尔茨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梁小民 出版年: 2011-8 ISBN: 9787100080972
按城里人的看法，农业是因循守旧的堡垒，因此，认为农民会放弃旧习惯并需要新生产要素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各地的农民总被传统束缚，那么，把农民作为非传统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当然就毫无意义了。但是，现代农业显然是农民获得并学会使用优良的新生产要素的结果。这种对新农业生产要素的基本需求并不是哪一个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例如，它就不是著名的衣阿华州农民所特有的。还在20世纪初之前，丹麦农民就实现了这种改造。在最近几十年间，日本和墨西哥农民对新农业要素的需求也十分强烈。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农民都受到了传统的约束，因此，对他们来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是一种神话。
在考察了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后，下一步就要考虑这些要素的需求者农民。这里有三个关键问题。当供给者能够提供这种要素时，贫穷社会的农民在什么条件下会接受这些要素？在什么时候，甚至当这些要素还不容易得到时，农民就会寻求这些要素？在学会最好地使用新要素中，在职培训、教育和经验的重要性有多大？本章的目的正是要考察这些问题中所包含的内容。这种考察需要分析对新要素的接受、对新要素的寻求以及学习使用新要素。
接受的速度
什么因素决定了农民是否接受一种新农业要素呢？假定一种新要素是可以得到的，而且需求者对它有某些了解，包括了解获得它的条件。一种方法是根据文化这一变量来解释接受速度的差别。另一种方法是根据有利性来解释接受速度的差别，本书所遵循的正是这种方法。
有利性。格里利切斯在解释杂交玉米的推广方式时，所得出的结论是：“从自然授粉品种转变为杂交品种时绝对有利性的差别是用来说明不同地区接受杂交玉米速度的差别的主要因素之一。”有利性这种方法也解释了贫穷农业社会的接受问题。尽管过去写的所有文章都是要说明贫穷社会的农民受到各种各样的文化限制，使他们在接受一种新农业要素时对正常的经济刺激毫无反应，但对接受某种新要素时所观察到的时延的研究表明，可以用有利性对这些时延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雷杰·克里斯娜对旁遮普邦棉花种植者对供给的反应，包括对接受更好的新棉花品种的反应所作的开创性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种看法。在《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中塔克斯观察到，在这个社会里对新要素所作出的反应是积极而强烈的。当秘鲁高原上的印第安人能够得到的马铃薯品种比传统的品种更能抵抗病虫害时，采用这种抗病虫害能力强的品种所能带来的产量显著增加，使得接受新品种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墨西哥农民接受已被证明产量高于传统品种的玉米和其他作物的新品种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有利性的差别是一个有力的解释性变量，所以就不必去求助于人性、教育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别。用生活水平指数来解释接受杂交玉米速度的差别，实际上证明是不成功的。 L.布兰德（L.Brandner）和M.A.斯特劳斯（M.A.Strauss）研究杂交高粱在堪萨斯州的推广时也抓住了这个问题。但是，正如格里利切斯指出的，他们两人讨论问题的根据是在“适应性”与“有利性”之间作了某种虚假的区分。
有利性的概念并不仅限于市场交易。某种主要维持生活的作物（例如秘鲁高原上的马铃薯和墨西哥某些地区的玉米）的产量增加，即使这种作物并不出售，也可以说是“有利的”。而且，有一点可能是事实，即对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从接受新农业要素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一般要小于商业性农民。还应考虑到所增加的生产用于出售时对农产品***的影响。当市场小而且需求缺乏***弹性时，引进一种增加生产和销售的新农业要素的有利性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缩小甚至消失，当然，农民可能预见不到这种结果。在一个大市场上，对某些农民所增加的销售的需求有很高的***弹性，这样，情况显然就会有利得多。人们经常强调有利的国外市场在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这方面有过许多例子。A.J.扬逊（A.J.Youngson）进行的研究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说明在19世纪后半期英国畜产品市场的开辟和迅速增长对丹麦农业何等重要。最近墨西哥棉花生产迅速和大规模的扩大与美国为了维持世界市场上有利的棉花***水平而采取的棉花的支持***不能说没有关系，墨西哥农民对此作出了最成功的反应。
决定有利性的因素。某些研究者常犯的错误是，仅仅根据其他地方农民使用某种新农业要素的有利性而断定贫穷社会的农民获得并采用这种要素也理所当然地是有利的。关键当然在于新要素在贫穷社会里的***及其产量。它的***可能比较高的理由在于需要反复提到的原因，即私人公司会发现，相对于市场规模而言，供给一种新品种***、肥料、农药或简单机器，其进入成本是高的。
前面还没有讨论过与产量相关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已经提到过的一个方面是关于供给者如何成功地培育新要素并使之适应于该社会的农业条件。美国的杂交玉米一般产量超出自然授粉品种的15%。贫穷社会的农民所得到的不很适用的杂交品种不会比这更好，然而，这是假定产量增加的百分比是同样的，即都是增加15%；在玉米的正常产量是每英亩20蒲式耳的贫穷社会里，从自然授粉品种转为杂交品种每英亩产量只增加了3蒲式耳，而在每英亩正常产量为60蒲式耳的衣阿华州农场中，采用杂交品种每英亩要多生产9蒲式耳。由于要支付相当高的杂交******，所以重要的是产量增加的绝对量而不是相对量。为了使增加的产量达到9蒲式耳，在开始玉米的产量仅为20蒲式耳时，就要求杂交品种的产量比自然授粉品种高45%。
即使新要素的年平均产量比它所代替的旧要素要高得多，但由于天气、虫害及其他病害，每年产量的变化也很大。此外，由上述原因所引起的新要素的实际产量的变动是不可知的，而对旧要素的产量变动，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是了解的。因此，在新要素的预期产量中就必然有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新成分。在确定有利性时应考虑到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因为按物质储备和经验来看，贫穷社会的农民对付这些额外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不如高收入国家的农民，所以就更应该考虑到这一问题。
农业租佃制度对农民实际采用新要素的有利性显然是有影响的。在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分摊成本和收益的方式有时会把为获得与采用新要素所需要的全部追加成本都加在农民身上，而只让他得到由此所增加的部分产量。众所周知，在这样的租佃制度之下，要使农民用于新要素的额外成本与额外（总）收益相等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农民只得到所增加的产量的一半时，这就意味着，作为刺激农民接受或不接受一种新要素的“有利性”只是真正有利性的一半。
为了理解近几十年中前苏联农业引进新农业要素收效甚微的经济基础，就必须运用刚才提出来的方法，即分析农业租佃制度。用这种方法可以说明许多已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问题。在前苏联，“地主”是国家，而“农民”是集体和国营农场的管理者、在农村工作和居住的许多拥有小块土地的居住者。这些居住者还在自有的小块土地上耕作着。基本的“租佃制度”决定了成本和收益如何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分摊。这种制度使得一种新农业要素的真正有利性只有部分归农民所有。因此，接受、采取并使用新要素的经济刺激受到严重损害。要成功地从上至下地引入大部分新农业要素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作为一种总结现在可以说，贫穷社会农民接受一种新农业要素的速度可以根据采取和使用该要素的有利性作出最好的解释。有利性取决于***和产量。仅仅考察产量的相对增加是不够的。成本的支付与利润的获得，要靠绝对产量的增加。新要素与被其代替的旧要素之间逐年产量波动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地主与农民之间如何分摊成本和收益的租佃制度，包括它在前苏联形成的变种，可能会限制对一些要素的接受，而那些要素如果是在更加适宜的制度下会是十分有利可图的。有效地使用新农业要素所要求的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不是最不重要的，而是到此为止还没有加以讨论。在我论述这些问题之前，简要地评论一下对信息的寻求是合适的。
对新要素的寻求
在某些情况下农民大概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寻求新农业要素。在美国，某些农民密切注意一个或几个实验站的研究，以便看看有没有什么他们可以采用的有利可图的新发现，这种例子很多。研究新农业要素需求者的这类行为的有用分析方法是把成本和收益的概念运用于寻求信息。在前几章已提到了这一过程的某些内容。但是，还没有可供利用的、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分析需求者这种行为的研究资料。
任何一个处于贫穷类型社会的小农，都绝不会去寻求这类信息，除非附近有某些试验田或是通过某些合作安排来进行这种活动。即使他有心去寻求这种信息，有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这样做，并且到距离遥远的其他农业社会去寻求信息，这对他来说也会是一种无法承担的花费。为此目的而出国更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了。
但是，人们也许会认为，经营大企业的农民会积极寻求新农业要素。南美洲某些地区有许多农场按规模肯定属于大农场，从他们使用过时的传统要素来推测，这些农民要么在寻求新要素方面很不成功，要么很不主动，他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原因是一个谜。原因可能在于，采用新要素的成本 ，对他们来说确实太高了。
如上所述，人们似乎可以根据构成以下论述的暗含假说来预测种植园经营者寻求新生产要素的行为。然而必须承认，对此还没有进行过仔细的验证。弄清楚这一假设是否具有真正的解释性意义是有益的。如果是真有的话，那么就可以根据这一假设指出扩大寻求新农业要素有用信息的范围和有效性的途径。
学会使用新农业要素
令人奇怪的是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很少注意学会有效地使用新农业要素的过程。要求学习多少呢？在这方面，显然有些新要素是简单的，而另一些要素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一方面，杂交玉米是比较简单的。然而即使在这里农民也必须学会不从种植杂交品种的地里选下一年的***，因为杂交品种不像农民所习惯的自然授粉品种那样再生产自己——用这种方法所选的***会很快改变它杂交的特性。茎可能会变矮，它可能倒伏，穗在成熟后容易脱落，果实可能变软，甚至***也会不同。为了获得最好的产量，作物要种得比自然授粉的高秆品种更密一些；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在能灌溉的地方适度的水的条件大概也与自然授粉的品种不同。因此，即使是像杂交玉米这样简单的要素在能最好地进行种植之前也需要某些学习。就所需要学习的复杂性而言，另一个极端是用高产的***牛代替普通的***牛。
人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一旦农民成功地用现代农业要素代替了传统农业要素，就像任何一次性变化一样，此后就不必再去学什么了。在技术先进国家的农业中所看到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最近对宾夕法尼亚州典型牧民的实例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1942年到1959年间采用了许多新农业要素。弗雷德里克·C.弗利格尔（Frederick C.Fliegel）和约瑟夫·E.柯夫林（Joseph E.Kivlin）区分出了43种这类耕作做法并发现有50%以上的农场采用了23种，而90%以上的农场采用了4种。大量的新生产要素，对这些生产要素的迅速采用，特别是适应这一切的复杂的管理任务提出了必需更多地学习知识，正是这种学习构成作为现代农业特征的生产率提高的基础。
分类。与这方面有关的学习可以分为学习新的有用知识和学习新的有用技能。这些知识与技能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是固定的，因此就包含了一种不可分性。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得新知识和技能。第一种是沿用已久的方式，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由严峻的经验进行传授。这往往是一种代价非常昂贵的方法，技术先进的国家已用其他方法代替了这种方法，因为其他方法是廉价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一种学会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的非常缓慢的方法。如果一个贫穷社会完全依靠这种过程，那么，要在十年或一代人的时期内实现现代化的前途确实是渺茫的。第二种学习方法是通过在职培训。这种培训可以由出售新农业要素的企业、像农业推广站这样的政府机构或农民自己来提供。这种培训通过私人企业或政府机构所组织的示范和讨论来进行。有时也可以利用特殊的短期培训和业余学校。这些培训一般都在农闲季节举办。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著名的丹麦农民学校作出了开创性成就。教农民使用和维修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复杂机械的短期培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前苏联为了实现生产某些作物的田间工作拖拉机化，在这方面投了许多资。在美国，最初把汽车和汽油发动机用于某些农业劳动时就给了农民（主要是年轻农民）以足够的知识和技能，这样，当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容易得到而且经济时，他们就很便当地使用这些机械了。当引进农田拖拉机时，大多数年轻人已经掌握了所有关于汽油发动机的知识，这的确是真实的。农民们还可以互相学习。首先试用新东西的人就是其邻居的老师。年轻人可以作为雇工在使用现代农业要素的农场工作几年，从而学会使用这些要素。以后，他们会成为独立的农民，并使用这种新知识和新技能。在一个不再满足于只从经验中学习缓慢取得结果，而是希望在短期里取得比通过正规教育得到更多成果的社会里，这一段所简要介绍的第二种方法是基本的。第三种方法是教育，这在长期里是最有效的方法。这里把教育作为一种向人力资本的投资；就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是向农民投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类投资对贫穷社会的农业经济增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下一章要专门进行讨论。
成本和收益。有用的知识和有用的技能对于达到我们现在探讨的目的是有用的能力，它可以通过经验、在职培训和教育来获得。获得能力的每一种方法都需要某些成本，而其成果大概就在于从与新知识和技能相关的额外生产中所得到的某些收益。经济分析的贡献正在于把这每种活动作为一种投资来考察。一旦确定了每种活动的基本成本和收益，每种活动的投资收益率也就可以估算出来。收益率的差别就是指导私人和公共机构作出对这个领域投资决策的指示器。
除了最近少数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外，经济学家们还没有研究这个投资领域。甚至在美国，尽管有大批农业经济学家，但这一问题完全被忽视了。毫无疑问，对这些活动的投资不足，特别是美国对农民儿童的教育投资不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关的经济学信息，因而对投资不足的程度也就缺乏认识。
从这种对把农民作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需求者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分析所观察到的农民的接受速度时，使用新农业要素的有利性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性变量。大多数贫穷农业社会的农民人数少而且与外界隔绝，以至于不能寻求新农业要素的原因在于相对于他们从这种寻求中所能得到的收益而言，花费的成本太大了。许多占有而且经营着很大农场的农民，尤其是南美洲某些地区的这种农民，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寻求现代农业要素，这是一个谜。农民学会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要素，这既需要新知识又需要新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在本质上是向农民的一种投资。仅仅从经验中学习不仅缓慢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其他学习方法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教育能承担起提供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之前，在职培训起着很大作用，特别是对这一代人更是如此。
参考：改造传统农业 作者: 西奥多·W.舒尔茨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梁小民 出版年: 2011-8 ISBN: 9787100080972
1、数据来源：***统计年鉴
2、时间跨度：1949-2020年
3、区域范围：3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西藏
4、数据说明：全要素生产率也被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理解为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不能直接观测得到，因此在研究中常常需要估计得出。这份数据参考Battese和Coelli的模型，采用最新的SFA方法进行计算，最大限度地确保计算结果的精确性.
5、部分数据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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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理论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是西方组织管理学中以具体情况及具体对策的应变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管理理论。权变理论认为，每个组织的内在要素和外在环境条件都各不相同，因而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景的原则和方法，即：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管理方法。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组织内外状况的充分了解和有效的应变策略。相对应的，人力资本理论同样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竞争态势瞬息万变，需要企业具备快速响应、及时调整应对的能力。在此种情况下，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本面临着快速调整、快速形成战斗力的客观要求。伯特咨询基于多家企业人力资本管理优化的项目经验发现，固有的人力资本管理工作需要做出三方面的调整以满足企业的新要求：
1. 全面识别：固有的人力资本管理在视角上往往存在局限性，即只关注员工在当前发展战略下、当前岗位上所表现出来的胜任力水平，往往并没有识别、挖掘出员工身上的全部才能。换言之，员工在企业内只是展现了、贡献了其全部才能的一部分，其他的才能则是处于沉睡状态。如果企业没有相应的识别机制，则这些沉睡的才能永远没机会被唤醒，也就无法在企业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发挥作用。因此，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业已拥有的员工队伍，建立并应用全面的员工能力识别系统，真正掌握企业内部业已具备的人力资本，从而在需要的时候低成本、高效率地组织应用。
2. 有效盘活：有效盘活是以全面识别为基础的，企业需要从模式、机制层面进行创新，打破单位、部门之间人才共享的局限甚至壁垒，能够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灵活组建跨单位、跨部门的团队开展工作，同时支持不同单位、不同部门之间的人才互助与能力输出。对于员工而言，也不必局限于当前所在岗位，而是可以通过更多元的方式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表现出自己多样化的才能。
3. 为我所用：在做到全面识别自有人力资本的同时，企业需要意识到“为我所有”的客观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仅是所有权的局限性，即自己是否完全掌握某种人力资本，也包括有效性的局限性，即某种人力资本并不是一直会为企业带来高价值影响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变人力资本的管理理念，从“为我所有”转向“为我所用”，即当企业需要某些方面的人才及其带来的能力输入时，能够有途径、有资源、有机制得到这方面人才的人力资本输入，虽然这类人才可能并不是企业自己的员工，但是不妨碍其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方式助力企业发展。同时，这也为企业之间的人才共享，以及企业有效引入独立工作者的人力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伯特咨询
权变理论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是西方组织管理学中以具体情况及具体对策的应变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管理理论。权变理论认为，每个组织的内在要素和外在环境条件都各不相同，因而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景的原则和方法，即：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管理方法。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组织内外状况的充分了解和有效的应变策略。相对应的，人力资本理论同样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竞争态势瞬息万变，需要企业具备快速响应、及时调整应对的能力。在此种情况下，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本面临着快速调整、快速形成战斗力的客观要求。伯特咨询基于多家企业人力资本管理优化的项目经验发现，固有的人力资本管理工作需要做出三方面的调整以满足企业的新要求：
1. 全面识别：固有的人力资本管理在视角上往往存在局限性，即只关注员工在当前发展战略下、当前岗位上所表现出来的胜任力水平，往往并没有识别、挖掘出员工身上的全部才能。换言之，员工在企业内只是展现了、贡献了其全部才能的一部分，其他的才能则是处于沉睡状态。如果企业没有相应的识别机制，则这些沉睡的才能永远没机会被唤醒，也就无法在企业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发挥作用。因此，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业已拥有的员工队伍，建立并应用全面的员工能力识别系统，真正掌握企业内部业已具备的人力资本，从而在需要的时候低成本、高效率地组织应用。
2. 有效盘活：有效盘活是以全面识别为基础的，企业需要从模式、机制层面进行创新，打破单位、部门之间人才共享的局限甚至壁垒，能够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灵活组建跨单位、跨部门的团队开展工作，同时支持不同单位、不同部门之间的人才互助与能力输出。对于员工而言，也不必局限于当前所在岗位，而是可以通过更多元的方式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表现出自己多样化的才能。
3. 为我所用：在做到全面识别自有人力资本的同时，企业需要意识到“为我所有”的客观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仅是所有权的局限性，即自己是否完全掌握某种人力资本，也包括有效性的局限性，即某种人力资本并不是一直会为企业带来高价值影响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变人力资本的管理理念，从“为我所有”转向“为我所用”，即当企业需要某些方面的人才及其带来的能力输入时，能够有途径、有资源、有机制得到这方面人才的人力资本输入，虽然这类人才可能并不是企业自己的员工，但是不妨碍其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方式助力企业发展。同时，这也为企业之间的人才共享，以及企业有效引入独立工作者的人力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文目的是：基于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来研究经济增长模型。
主要想法是：人们会努力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以此获得更高的***；增加自己人力资本的方法有两种，①增加自己的竞争力，②减少和其他人的竞争
考虑无穷多人，每个人初始的人力资本 , 记累计分布函数为 为尾分布；现实中， 关于 单调递减。
***函数取为Cobb–Douglas生产函数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
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所付出的代价为：
其中，参数
最后，人力资本的初始分布，假设为Pareto分布：
初始人力资本为 的人，他的优化问题为：
定义Bellman函数：
关于 和 的MFG方程组为:
其中 是最优控制.
代入具体形式:
最优控制为:
定理: 如果 , 则 , 唯一 满足PDE方程组以及额外关于最优控制的方程： . 进一步，解有显示表达式：
其中 为：
首先，额外条件代表增长率为常数，从而保持 为Pareto分布。
对于 ，当 时
因此,
代入Hamilton-Jacobi-Bellman方程:
从而:
由于 有唯一解.
MFG问题中，解的存在唯一性通常是不满足的，即便加上线性的条件，如线性二次问题，也只能在充分短时间内给出存在唯一性。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所以同样不能保证唯一性，然而却有一组显式解，并且是符合现实经验分布的。这一点还是比较神奇的，我也验证了好半天才确认这个显式解是正确的，最后也从经济学角度说服了自己这个结论是自然的。
小的时候听家长说，他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可稀有了，一个个的都是人中龙凤。当然，还有着不可限量的前途qq超市1店5口碑摆法。于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是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考上之前再努力都不为过，提高一分就能干掉千人。
不过呢，这个学习的过程通常是很痛苦的，于是为了鼓励大家学习，父母或者老师们也许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孩子啊，再坚持一年，只要能考上大学，这一辈子就安稳无忧了，那个时候你可以尽情的玩，都没关系的！
这背后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有了一个好文凭之后，将来才能找到好工作，有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所以文凭相比，其他的东西（相对而言）都不太重要。
这个逻辑对吗？非常对，太正确不过了。类似的声音至少可以追溯到1972年的太平洋彼岸某大学经济系的博士学位答辩，一位名叫Michael Spence的博士生提出，由于老板很难直接看出来候选者的能力，所以需要一些别的东西的辅助把候选者的能力排个序，而教育就可以扮演这个角色[1]。这种观点被称为Signaling Theory。湿热一瞬间备用站
那么为什么文凭可以把候选者能力排序呢？因为获得文凭是需要成本的，而能力高的人获得文凭成本低，相对能力弱的人获得文凭的成本高。所以老板们有理由相信文凭更炫酷的候选者的能力更强。所以当然是雇佣他/她啦！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和老师们所说的“只要进了大学就可以随便玩，不需要再学习”这件事简直太有道理了！教育能不能提升能力，无所谓嘛！有，那当然最好，但是反正最重要的是学位，其他的能力很难被观测到，那么一个理性的个体当然是要及时行乐，怎么快乐怎么来。于是一个故事讲好了，目标学历→卷→拿到学历→快乐。
我们还可以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找到另外一个论点：大学学历持有者不仅在初始工作有优势，工作经验的回报也更高。而这一趋势在近些年尤为明显，1992年时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的经验收益都是40%，但是2009年时，大学学位的人有工作经验的收益超过50%，而高中学历的人的工作经验收益下降到了30%[2]。我猜想应该是有大学学历的人更容易得到升迁，而升迁后***变高。[2]
类似的，学界和网络上还存在另外一个大差不差的故事。那个故事解释说，教育能不能提高能力无所谓。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候选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为了省力气，老板们只从高学历的人中筛选了。因为平均而言，这些人中有人才的概率高一些。这种观点被称为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Theory。
先奋斗，再奋斗，再再奋斗....，然后上岸，最后快乐？
然而晴朗的天空中似乎飘荡着一朵小小的乌云。那就是随着我们的长大，父母口中的那个学位，它怎么一直在变呢？？？
父母们那个时候是上大学，我们小的时候是一本，然后是211，然后是985，双一流。等亲爱的学弟学妹们考进了大学之后，哇，surprise！现在似乎我们需要一个硕士学位了诶！
在我刚上大一的那个冬天，我就溜去听宣传考研的讲座了。那个时候去听考研讲座的人很少，教室里零零散散坐了半个教室的人，我印象中其中大部分还都是大三的学长姐们，大二都很少。大一的嘛，当然就只有我这个奇葩这么一根独苗。四年过去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似乎现在大一还不开始考虑考研、考公的人才是奇葩？
这也许会让我们想起来另外一个老故事。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前，楚国有一位仁兄坐船渡河时，不慎把剑掉入河中，于是在舟上刻下记号，当船到岸的时候，他沿着记号跳入河中找剑。最后没找到。换句话说，在我们努力的同时，我们要拿到的那个学位也在往上跑。也难怪大家把考研/考公成功称为“上岸”了。
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是，既然大家为了考研都这么努力了，那么一个老师讲的东西如果和考研的利益不符，那么这个老师的课可千万不能选啊！如果某些书院教授的东西和考研没啥关系，还占用大量时间，那这个书院可千万不能去啊！
作为上岸学而言，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指后边的还没写咕咕咕]。
大家只要记得不能按照过去的上岸标准去奋斗，而是要考虑到标准本身也在变化，需要预估一个提前量，然后拿到自己希望的学位，向老板们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回到上一个故事的结尾，可以开始快乐***鱼。无非就是中间付出的多了一些，故事大框架还是一样的，根据趋势预测目标学历→更加努力卷→拿到更高学历→快乐。
参考文献
[1] Spence, M. (1978). Job market signaling. In 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pp. 281-306). Academic Press.
[2] Li, H., Liang, J., & Wu, B. (2016). Labor market experience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Unpublished paper, Tsinghua University.
本-波拉斯（Ben-Porath）模型于1967年提出，被后人以作者冠名。这个模型阐述了个人终生收入（lifetime income）（其与生命周期收入（life cycle income）同义）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往后追溯的话，现代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基本都是建立在本-波拉斯模型的基础之上的；往前追溯的话，本-波拉斯的模型是拉姆齐（Ramsey）模型的发展。其和拉姆齐模型一样，是一个代表性个体模型，决策的目的是最优化一生效用的贴现值，以及市场是完美的。在本-波拉斯的模型中，不考虑实物资本的积累，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用人力资本积累替代了实物资本的积累。
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设置如下：
其中， 表示时期 的人力资本存量； 为人力资本投入生产消费品的生产率或当期***水平（由于假定完美市场，这两个参数相等，不做区分）； 表示时期 的人力资本投资，即用于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资源。中括号内的式子表示 时期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消费量（由于不存在实物资本的积累，故所有可支配收入均用于消费）。并且进一步地，我们记其为：
为工作初期； 为（预期）寿命； 为折现率，因此整个积分表示的就是从参与工作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可支配收入的折现值加总，也即是个人的终生收入。
其中，人力资本存量 的积累方程为：
其中， 是 期进行人力资本再生产所得的人力资本总产出， 为人力资本的淘汰（deterioration）率，原因在于技术更迭和人力衰老使得过去获得的人力资本的一部分会随着生命进程被淘汰。是的，人力资本积累在此不是一个简单线性过程，而是像厂商生产产品一样，有个投入产出的过程。
其生产函数为：
其中， ， ， 是生产函数对应的参数。这也是我称该生产过程为人力资本“再”生产的原因，新的人力资本是用已有的人力资本生产出来的。cf英雄武器换购地址
其投入过程则是：
其中， 为 期进行人力资本再生产投入的总成本。 是将人力资本用于再生产人力资本的时间份额， ，由于这部分时间用来再生产人力资本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品，因此其付出的成本用人力资本投入生产消费品的机会成本衡量，为 。 为人力资本再生产的另一种生产要素，这类生产要素无法由个体的禀赋进行投入，而只能从市场购买商品或服务，例如提高健康人力资本的维他命C或者提高教育人力资本的家教服务。这类市场要素对应的***就是 。这里我忍不住评论一句：在多数的现代人力资本模型中，或者更直接地，在下文提到的分离定理中，都没有把市场要素纳入考虑，这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只是学者们暂时还没将理论扩展到这个细枝上。
至此，这个模型已经基本描述完毕，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我们发现似乎还没有描述生产端。实际上，作者原文中并没有刻画（消费品的）生产过程，或者说他已经简化生产过程以至于不需要再花笔墨描述了。因此，这里我们将这一块补充上来。
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应该如下所述：
这个是一个单要素投入的生产过程，呼应前文所述， 是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其中 为全部的生产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消费品，另一部分是人力资本再生产的市场投入要素，如下市场出清方程所示：
换个角度来看，从个人出发， 还表示个人的面上收入。
至此，该模型已描述完毕。
可以看出，这个模型的基本问题是最大化个人的终生收入，而不是最大化终生效用。这不是因为本-波拉斯在这里想探讨另类的、非传统的消费者最优化问题，而是在这个模型下，终生收入最大化和终生效用最大化是等价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引用阿西莫格鲁（Acemoglu，2009）教科书上给出的分离定理。【分离定理】假设瞬时效用函数是严格递增的。则 是符合消费约束下效用最大化问题的解，当且仅当 是满足约束下可支配收入最大化问题的解并且这时候再求解效用最大化问题的解是 。
其中， 是消费，在此等于 , 是用于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时间投入，在此定义相同， 是人力资本存量，在此等于 。换句话来说，只要瞬时效用函数是严格递增的，只要满足了可支配收入最大化，消费者是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课本上有详细的证明过程，此处不再重复。
这个定理的实用性是非常广的，瞬时效用函数是严格递增的是一个我们常见的绝大多数效用函数都具有的性质，其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是“多比少好”，自然是符合消费对效用的影响的。特别地，我们可以将本-波拉斯模型中的瞬时效用函数视为 ，则，最大化终生收入与最大化终生效用就是完全等价的了。
上文的模型阐述可能过于关注解释而显得凌乱，再一次地，我们重申这个个人的最优化问题：
(1)
(2)
显然，这是一个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用最优控制求解得到控制变量的最优动态路径。在此作者没有解析得很深入，而是利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这一必要条件求解。过程如下：
利用式（1）和式（2），求解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得到成本函数为：
(3)小女孩家中的惨案游戏
对式（3）求导得到人力资本产品的边际成本：
(4)
每单位人力资本产品 就会积累一单位人力资本 ，并在余下的生命周期中逐渐淘汰掉，因此人力资本产品带来的边际收益就是其在未来所带来的收益的折现值：
(5)
联立式（4）和式（5），即可得出 的动态路径：
(6)
式（6）求出的就是我们最关心的动态变量。现在我们对其性质进行一些探讨。首先，显然 是时期 的函数，且除了在 的时候， 总是正的。其次，几种表示市场***的变量都决定了 ，分别是 、 和 。最后，表示技术的参数也对 有影响，其随 、 、 、 的上升而上升，随 的上升而下降。
我们还可以对时期求导：
(7)
式（7）得出一个非正的数，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再生产，随时期递减。
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人力资本的动态路径，接着来探讨一下终生收入的情况。这里再次回顾三个有关收入的定义：
其中， 为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 为面上收入(observed income)， 为生产潜力(earning capacity)。其大小关系为：
对时期求导，得：
由于 ， ，得到三个变量的大小关系为： ，这意味着当我们观测到个人的面上***达到巅峰时，他生产潜力的巅峰已经过去了。
接着，我们进一步探究面上***曲线的形状，其二阶导数为：
若不存在淘汰，即 ，则 。可以证明（此处略), 剩余的部分是负的，面上收入函数为凹函数。若存在淘汰，后面两项归纳为 ， 是先正后负的，那么 就是先负后正的，此时面上收入曲线就是先凹、临近终期 的某个点后凸的（由于 趋于 ，所以 必定会在靠近 时期超过前面的负项）。这么表述当然是不规范的，但是这里要说明这个二阶导的解析性质有点麻烦，如果校准参数再画图就可以比较直观看出结果了，如果之后有时间我会补充一下。
前文所讨论的求解中都放松了一个约束条件， 。我们要明白的是，在上述的最优化问题中，最优的 投入量并不总是满足这个约束，在个人的生命周期早期， 较小，根据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函数式（5）可以看出，此时的边际收益较大，从而对 的需求量较大，对应的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要素投入 较大，而此时人力资本存量 较少，因此 即便达到 也无法满足最优的要素投入。为了生产更多人力资本，只能转而选择投入更多的市场要素 ，这就导致了这时的边际成本将大于式（4）给出的表达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和短期存在固定成本的厂商生产问题做对比）。这种情况意味着，个人的生命周期早期将有一段时期，最优选择是将全部时间都用于人力资本再生产，这充分描述了现实，我们在年幼时经历一定年限的全日制教育。
直到生命到达某个时期 ，此时最优的要素投入 将满足约束，个人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将部分时间用于人力资本再生产，一部参与消费品的生产，即当 时， 。这个阶段的表现便是符合上文所述的，直到达到生命终点 。
总的来说，前文只讨论了本-波拉斯模型的基础形式，甚至没有讨论Ben-Porath在自己文章中讨论的一些变形，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想做人力资本模型更是绕不过这篇文章。距本-波拉斯模型的诞生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后人对其的做出了丰富多彩的拓展，但其本身仍有重要价值。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模型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个基础模型几乎是无力解释今日的经济现实的，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应该是一种建模方法（modeling methodology），去探究Ben-Porath是怎么思考问题，又是如何将问题以模型方式阐述的。
这篇文章最为惊艳的，告诉我们个人如何决定退出全日制教育而加入劳动力市场。也就是前文第四部分所说的，人力资本积累的二阶段特征。从经济含义来看，个人之所以决定进入劳动力市场，原因在于彼时其积累的人力资本已经足以获得理想的终生收入，也即放弃劳动的机会成本足够大。从建模技术上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厌恶的参数紧约束在这里反而发挥了核心作用，正是由于时间禀赋是有限的，才很好的刻画出了个人为何要全日制上学——甚至将时间禀赋用尽了，都不足以满足个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这个作为模型的核心结论，也说明了期望寿命的提高会使得人们延长受教育时间，这点放到今天来看，也是具有解释力的。
同时，这篇文章也不是完美的。首先，正如作者自己也在文中提到，如果消费品生产和人力资本再生产不是如此泾渭分明的，而是具有“干中学”的特征，那么时间这个要素在模型里似乎就没有这么重要了，我们需要更仔细地重新解读它。其次，作者在此没有考虑闲暇，这其中当然有建模的权衡取舍，但是将闲暇纳入模型将会使其微观基础更为扎实。最后，人力资本再生产始终还是相当抽象的，尽管我们可以解释其外延，但我们仍不清楚其内涵，究竟其投入产出的过程是如何的还不得而知，对于人力资本再生产来说，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抑或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Ben-Porath, Y. 1967.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life cycle of earning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5(4), 352–365. https://doi.org/10.1086/209855
Acemoglu, D., 2009,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从1936年哈耶克教授对奈特的回复开始，从波姆·巴维克在资本理论中的古典客观主义的长期退却，在1941年的《纯粹资本理论》中继续，我在1956年的《资本及其结构》一书中试图对其进行临时表达，[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路德维希·拉赫曼
概念框架
根据拉赫曼的观点，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多样的、异质的，但又是有序的。没有资本这个经济学家无法开展工作的一般概念，在物质对象中就没有可测量的对应物;它反映了企业家对这类物品的评价。啤酒桶和鼓风炉、港口设施和旅馆房间家具之所以成为资本，不是因为它们的物理性质，而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功能。某种东西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市场——企业家们的共识——认为它能够产生收入. . . .(但是)社会所使用的资本存量并没有呈现出混乱的局面。它的安排不是任意的。这是有规律的。(拉赫曼[1956]1978,xv)非均衡状态下资本事项的异质性必须对资本货物和资本这两个术语加以区分。前者指的是能够与劳动力和其他资本品结合在一起生产有价值的消费品的实物(从自然界建造或继承)。相比之下，资本没有实物衡量。它是指所考虑的所有资本货物的总价值。单个资本品的价值是通过对其预期未来生产的价值进行贴现得出的。由于这涉及到预期的未来价值，结果是主观的，因人而异。资本存量的价值取决于个人的期望和评估(包括时间偏好)，不是一个客观可观察的现象，甚至不一定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只有在均衡状态下，所有个人的期望彼此一致，这样的价值才有意义。拉赫曼选择在不平衡的框架下发展他的分析。这是他声称提供一种“新方法”的核心。换句话说，拉赫曼认为资本存量的概念(在均衡的背景下是有意义的)在非均衡的世界里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帮助的。因此，他提出了一种资本结构理论，而不是资本存量理论。拉赫曼和其他人就均衡与非均衡分析的问题写了很多文章。他们讨论的问题往往是市场体系的稳定性，而拉赫曼坚持非均衡，似乎是在否认市场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在他的资本理论中，这显然不是一个中心问题。相反，在阅读《资本论》及其早期文章时，人们会得到一个明显的印象，即一种趋于均衡的趋势正在被断言(例如，见拉赫曼[1956]1978,40)。然而，他完全相信，综合不同类型的资本货物来得出资本存量的客观衡量(本质上，这是均衡假设允许我们做的事情)不仅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而且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因为它会导致错误的政策结论。他对凯恩斯投资理论毫不妥协的批评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拉赫曼[1956]1978,7-10,70)。拉赫曼因此强调了资本存量的异质性。正是由于不均衡的存在，资本品在物理上非常不同这一事实才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各种资本货物的价值可以简单地加在一起，物理异质性可以减少为价值同质性。当非均衡意味着个体有不同且经常不一致的期望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个体估值加在一起。即便如此，物理上的异质性也不是问题的本质。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不同实物商品可以算作同一种商品。重要的是经济功能的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资本品看起来不同，因为它们被设计用于执行不同的功能。使用的异质性是关键。资本组合的互补性和可替代性是可以理解的资本存量的异质性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同质性的假设是为了数学和分析上的方便而做出的，它从来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字面描述。人们相信，这是唯一明智地将资本纳入分析模型的方法，否则就会使自己的理论沦为对复杂现实的无益描述。拉赫曼实际上否认了这一点。虽然资本存量是异质的，但它不是一堆无定形的东西。资本存量的各种组成部分彼此之间保持着合理的关系，因为它们共同履行特定的职能。也就是说，它们在不同的资本组合中使用。如果我们理解资本组合的逻辑，我们赋予资本存量的意义，这样，我们就能够设计适当的经济政策，或者更重要的是，避免不适当的经济政策(例如，见拉赫曼[19561 1978,123])。理解资本组合需要理解互补性和可替代性的概念。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这些概念是在市场均衡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生产产品在它们的边际产品相互关联的程度和方式上是相互替代或互补的。互补产品的边际产量呈正相关，替代产品的边际产量呈负相关。所设想的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产品在已知和充分了解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中结合起来。所有可能产出的值都是确定的(或具有概率确定性)，由此可以计算出所有可能情况下的边际产量值。这些都被视为客观的。因此，我们有一个给定的预算线(或超平面)的图片，由生产商品的给定均衡***和使用的数量形成，面对一个给定的等量。替换就是在二维或多维空间中绕等量线移动的问题。替代是由于生产产品***的变化而发生的。没有对非均衡中发生的任何事件进行分析，例如，在***变化发生、被感知、被采取行动和导致建立新均衡之间发生的事件。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技术的变化，技术的变化被分析为等量线位置或形状的变化。作为在某个时间点上单个生产计划的精神图景，等量图(或代数)可能是有启发的。他们总结了某种“选择逻辑”。但它们与拉赫曼关于替代和技术进步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的概念几乎没有关系。他的概念适用于一个感知***是实际(非均衡)***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反映了不一致的预期，而发生的变化导致了长期的可见调整。如果资本品共同对一个给定的生产计划作出贡献，它们就是互补品。生产计划是通过追求一组给定的目标来定义的，而生产产品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只要计划被成功地完成，所有的生产产品都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它们是同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说他们的感知边际产品是正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联合产出取决于彼此的表现，这并不矛盾。任何一种投入的可得性增加或***降低，都会提高所有投入共同导致的计划潜在产出，并可能增加对所有投入的共同需求。计划中的互补关系可能相当复杂，可能涉及生产和分配的不同阶段。替代发生在生产计划(全部或部分)失败时。当计划的某些要素失败时，必须寻求应急调整。因此，必须用一些资源代替另一些资源。例如，这是备件或过剩库存的作用。因此，互补性和可替代性是世界不同状态的属性。同样的物品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是补充物，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是替代品。拉赫曼以一家快递公司为例(1947,199;[19561 . 1978,56]。该公司拥有多辆送货车。每一个都是相互补充的，因为它们合作完成一个整体的生产计划。该计划包括例行完成若干不同的运送路线。只要计划正在执行，这种关系就普遍存在，但如果其中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则可能会改变其他一辆或多辆货车的使用方向，以补偿其中一种生产资源的意外损失。在这种程度上，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替代品。可替代性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被衡量，即一组偶然性事件可以被可视化。可能会有一些事件，例如由重大技术变革引起的事件，由于没有预料到，使一些生产计划变得毫无价值。与它们相关的资源将不得不被纳入其他生产计划中，否则就会被废弃——它们将被视为失业。这是经济进步的自然和可预测的结果，经济进步主要是由发现新的优质产出和生产技术的反复试验所驱动的。在面对变化时，决定任何资本品命运的，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任何其他资本组合相适应而不损失价值。资本货物被重新组合。那些完全失去价值的将被废弃。也就是说，资本品虽然种类繁多，但往往能够发挥若干不同的经济功能。拉赫曼称这种性质为多重特异性。~拉赫曼的世界有意识地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世界相似(熊彼特[19341 - 1961])，只不过对拉赫曼来说，创新的企业家并没有破坏一些预先存在的一般均衡。在他的世界里，资本互补性模式不断变化的进化过程正在发生。在任何时候，不同的企业家都有不同的、经常不相容的生产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过程将使一些有效而另一些无效。拉赫曼认为，市场过程倾向于整合资本结构，换句话说，使计划更加一致。资本结构的概念(我将进一步解释)建立在资本互补性的概念之上。生产计划是人脑的构想。因此，它表现出必要的内部一致性。从个人计划者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尽管拉赫曼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计划总是处于平衡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总是处于平衡状态，因为每个计划者都是理性的，在给定所有相关约束的情况下，可能总是指望他或她尽其所能，这些约束包括可用于调整任何意外变化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上，任何个体计划者都处于与他或她在那个时间点所看到的世界相平衡的状态。在该计划中使用的所有生产资源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任何两个时间点之间，在此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为了适应变化，将会进行资源替代。因此，无论我们将个体计划者描述为持续处于平衡状态，还是持续调整以适应他或她的生产计划的中断，似乎更多的是语义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严格地说，如果我们想象一个人适应平衡的破坏，那么根据他或她自己的评估，必须有一个瞬间，无论多么短暂，在此期间，个人失去了平衡。因此，对于一个发生意外变化的世界，“总是平衡”的描述似乎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然而，重要的一点是，拉赫曼确实认为个人均衡的概念是明智的，并且可以在个人计划的背景下应用。互补性是计划平衡(稳定)的条件，可替代性是计划不平衡(变化)的条件。当谈到一般均衡或市场均衡时，拉赫曼则犹豫得多。资本结构的概念确实包含了一种理想类型的全经济均衡。在个人层面上，生产计划的不同元素由计划人员统一起来。这些元素都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没有这样的机制保证不同生产计划之间的一致性。然而，在并非所有计划都能成功的情况下，市场过程确实倾向于消除计划之间的不一致性。这样，相互一致(互补)的计划往往胜过那些不一致的计划因此，尽管单个计划者确保生产计划中所有资源的互补性，但市场过程倾向于总体计划的互补性。这就是资本结构的构成。资本品的异质分类在任何时候都处于一种有序的结构中，这种结构是由商品的功能和各种计划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后者不是任何超计划的结果，而是市场过程的结果。如果这种趋势完全实现，那么每一种资本商品和每一种生产计划都是相互补充的，那么这种资本结构将是一种完全整合的资本结构。总而言之:在同质聚集体中，每个单位都是其他单位的完美替代品，就像湖中的水滴一样。一旦我们放弃了资本同质性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准备好发现更少的可替代性和更多的互补性。现在出现了另一个极端，资本的概念是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每一种资本品都有明确的功能，所有这些资本品都是互补的。不用说，这两个资本概念，一个是同质的资金，每个单位都是其他单位的完美替代品，另一个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每个单位都是其他单位的补充，都被视为理想类型，纯均衡概念，两者都不能在实际经验中找到。(Lachmann 1947, 199)1°Lachmann选择用资本结构而不是资本存量来描述世界。这一选择反映了一种判断，即通过聚合来模糊资本互补性，将导致对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的不准确和误导性的描述。这可以从他对市场过程如何运作的描述中看出。在任何时候，个人计划者都持有不一致的期望。这意味着时间的流逝一定会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失望。一些生产计划必然失败(部分或全部)，而另一些，当然，可能会成功超出他们的预期。根据拉赫曼的说法，这反映在两个关键方面——资本重估(资本收益和损失)和现金余额的变化。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效应”通常被认为是小到可以忽略的，但拉赫曼世界的资本收益和损失是推动资本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力量。这些市场对公司成功或失败的前景及其资本组合的评估反映在与公司相关的金融资产中。金融资产(如债务和股权)构成了公司资本资产的上层建筑，构成了公司的资产结构。它们是公司实物资产的所有权，因此反映了它们的价值(或他人对其价值的看法)。因此，有一个经济范围内的金融结构(由单个资产结构组成)，它与经济的资本结构有关并反映了经济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及其构成的资本组合反过来又与计划结构有关。在每一个层次上——计划、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存在着各种帮助定义各种结构的机构。金融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是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上，资产每天都根据公司的业绩进行估值和重估。股票市场反映了人们对公司盈利前景的每日预期平衡。公平地说，拉赫曼认为股票市场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制度(他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即股票市场本质上基本上是随机的[拉赫曼[1956]1978,68-71])，也是将市场经济与社会化经济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的制度——在私人金融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与其他制度一起，负责促进采用那些产生经济进步的资本组合(拉赫曼，1992)。资本收益和损失为企业家提供了来自市场的反馈。持续亏损的企业最终将不得不重组或停止运营。通过这种方式，金融结构和资本结构相互作用，产生了后者的持续重塑(拉赫曼[1956]1978,94)。一种更直接的反馈形式是公司现金余额的变化。公司持有现金作为“过剩产能”的一种形式，以保持灵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金是公司资本资产中最具替代性的资产。因此，现金余额的变化，就像存货的变化一样，是一段时间内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负现金流是最终的长期纪律，通常也是问题的第一个指标。拉赫曼认为，传统的新古典投资组合方法对现金余额和金融资产持有具有误导性。诚然，生产计划必须包括有关金融资产组合的决策(最优融资方式)，但假设观察到的现金和资产组合反映了最优选择，就是忽视了上面讨论的反馈过程。也就是说，经验观察到的现金持有量和资产价值的变化不仅反映了预期的结果，而且还反映了意外的结果(错误或意外，好与坏)。在投资组合均衡观点中，投资组合反映了基于潜在偏好和共享知识的投资组合选择的结果。在拉赫曼的(非均衡)市场过程观点中，投资组合价值反映的投资组合结果往往与预期不同，不能被认为准确地反映了计划者的偏好和意图。相反，它是整体计划可行性的晴雨表。“资本利得与损失……本质上……反映在一个领域的事件，或事件的预期，在另一个领域的发生是由货币流动的变化来指示的，并且知识是传递的”(拉赫曼[19561 1978,95)拉赫曼的资本理论从未被仔细研究过其积极影响，例如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也许非均衡资本方法最重要的一般含义是，所有资本积累都需要改变资本结构。这是由于观察到大多数技术变化体现在新的(改进的)资本品和/或涉及新的消费品的生产。正如我们所知，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资本积累，不仅仅是做同样事情的相同种类的资本品的增加。拉赫曼关于资本积累和经济进步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很有预见性，这种革命性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的特征，包括20世纪最后25年的特征。按照这种观点，不可能把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现象分开;资本积累总是与技术变革齐头并进。出于同样的原因，失败的生产计划意味着资本结构存在“漏洞”，而这些漏洞预示着其他人的投资机会。一种经济增长的方法，把资本看成是一个同质的总和，投资支出不分青红皂白地增加，因此，直接增加投资支出的政府政策在本质上与增加私人企业投资支出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方法不仅站不住脚，而且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结构将不可逆转地不同。政府支出很可能不仅会“挤出”私人部门支出，还会“挤出”私人部门推动的技术进步。资本结构的形态将有所不同，而且由于资本资产是异质的、特定的和持久的，因此将与本来的情况有所不同。你需要对参与其中的政府机构的能力和诚信有很大的信心，才能想象在创业发现中没有牺牲。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框架与柯兹纳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观点和哈耶克关于信息的观点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些关于“投资政策”的非常具体的见解
非均衡法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特别适用如何描述资本的特征取决于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类型。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相对很少发生，生产、分配和相互作用的方法非常稳定的世界里，把资本描述为一种均衡存量，一种价值或多或少一致的基金，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在一个变化迅速且不可预测的世界里，拉赫曼将资本描述为异质项目的结构变得更加合适。特别是，关于变化对收入、就业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拉赫曼不断变化的资本结构提供了从均衡方法中无法获得的见解。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刻变化的时代，有些人称之为革命。这些变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描述为“技术变化”。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不是技术上的实际变化，而是它们发生的速度之快。农业和工业革命在发生变化之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压力。但是，与今天发生的变化相比，它们只是微小的涟漪。数量级成倍增加。此外，变革的步伐不仅更快，而且还在加速。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吸收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增加了许多倍。本世纪几乎所有重大发展的基础都是我们产生和使用信息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因此有了信息时代这个词。在某些方面，这只是一系列类似革命中最新的一次，就像语言的原始出现以及写作、会计和印刷术的发展一样。这方面最新的、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发展是电子通信，电话、计算机、录象和录音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形式的电子通信都促进了全球市场、桌面出版、汽车燃油喷射器、从微芯片到飞机等一切产品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为了理解加速变化的现象以及我们适应变化的增强能力，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变化本身的范围和速度是由我们产生和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决定的。这意味着目前技术变革的速度取决于过去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产生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如果把技术变革看作是(生产过程、产品类型、分销模式)多次试错选择的结果，那么产生和感知更多可能性的能力将导致更多的成功。当然，这也会导致更多的失败。拉赫曼关于资本积累与技术变革携手并进的命题，必然伴随着生产计划失败而导致的资本重组，在这一观点中显得尤为贴切。“经济进步……是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知识是逐渐获得的，往往是痛苦的，而且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拉赫曼[1956]1978,18)。
今天，新知识的获取不是那么渐进的。从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重点是投资支出的货币价值作为生产活动的衡量标准，西方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时期，同时失业率经常居高不下，这似乎很奇怪。但在一个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这正是人们可能预料到的。资本组合是为了适应采用某种特定技术的生产计划。鉴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技术方面，未知的到来几乎是意料之中的，矛盾的是，可能会在计划中建立一些灵活性，以适应意想不到的变化。是否有可能在任何生产计划中适应变化，例如升级计算机设备，取决于变化的大小。当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时，计划可能不得不放弃。该计划中的资金将不得不重新分配或取消。这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这个计划是与其他计划相补充的。资本重组的过程对劳动力也有影响。劳动力将被取代，并将不得不进入其他资本组合。为一种目的而获得的技能可能不太适合其他目的。失业是劳动力与资本多重专用性的自然对应。人力资本的概念似乎已经在这方面得到了应用，并将在下一节中加以讨论。这种结构性失业，也就是由于技术变革导致的资本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失业，显然不是一种新现象。例如，自动化导致的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众所周知的。从历史上看，资本取代劳动力的影响很容易被生产活动的扩张所抵消。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变化的迅速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结构的日益复杂，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人力资本也是资本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对教育和培训的价值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参见Becker 1993, Mincer 1974, Schultz 1963)。资本投资的新古典主义观点被扩展到关于提高技能和能力的决策决策的背景下。由于教育或培训支出的回报在于未来，因此将这种支出视为资本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有意义的。在可能知道或估计可归因于特定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入流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回报率。同样，这些投资的现值也可以计算出来。这样，一幅包含技能和能力价值的经济资本存量的图景就出现了。这种方法阐明了许多与现代世界有关的问题。可以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积累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其经济表现。家庭规模、收入分配、代际流动性、劳动力参与、移民和总体经济增长都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框架下进行了研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考虑有助于突出所有个人决策所涉及的成本的性质。在任何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成本是(对决策者而言)选择一种职业、培训机会或教育课程而放弃另一种职业、培训机会或教育课程所放弃的收入价值。因此，例如，培养一名医生的主要成本并不是(实质性的)学费成本。这是受训人员在医疗机构规定的长期培训期间所放弃的收入的价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任何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生都对这个领域的这一观点和进一步的见解很熟悉。在拉赫曼的作品中，记录是矛盾的。在早期，他提出“资本与劳动和土地不同，缺乏‘自然的’计量单位”([1956]1978,2)。但后来，他似乎意识到他的观点可能适用于劳动:
“资本积累不是产生进步的唯一力量;劳动分工和技术知识的变化是其他因素。有时这三种力量相互支持，但通常它们相互抵消，例如，当技术知识的变化使特定技能或特定设备变得多余时”([19561 - 1978,37，斜体添加)。
再次:“技术进步可能通过使一些专门技能和其他特定特征变得多余来抵消(资本分工)的一些影响。高技能工匠的‘技术性失业’当然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表现”([1956]1978,126)。然而，他的基本立场从以下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根本区别当然在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只有劳动的服务才能被雇佣，而就资本而言，我们通常可以选择雇佣服务或购买其来源，要么直接购买，要么以所有权的形式进行控制。”这里提出的这种资本理论的主要理由在于，在资本资源的买卖中，会产生某些经济问题，如资本收益和损失”([19561 - 1978,87n])。拉赫曼在这里做出的区分没有实质内容。人力资本不能转让的事实并不妨碍其所有者和承租人在市场上对其进行估价。租金将直接随资本价值而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反之亦然)。最重要的是，同样适用于资本理论的考虑，在拉赫曼看来很有趣，也适用于人力资本。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资本收益和损失绝对与人力资本有关，是不断重新评价生产计划的市场过程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在本质上是异质的劳动力不是一种同质的、可无限替代的服务。相反，不同类型的劳动之间以及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可理解的互补性。影响一种劳动类型的意外变化可能会从不同的方向影响其他劳动类型。台式计算机的发展增加了对计算机程序员和个人计算机技术人员的需求。但它已经使大型机技术人员的技能过时了。后者要么不得不接受再培训，要么转向其他一些不太受欢迎的就业形式。他遭受了相当大的资本损失。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当今的经济中比比皆是，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进步，经济有明显的衰退趋势。劳动力中充满了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博士和其他高素质但特别有技能的工人。互补性和多重专一性的现象充分发挥作用。统计出来的失业人数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工作中的力量。失业者的结构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力资本是极其持久的(它持续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这一事实使它容易受到快速和频繁变化的影响。过去，专业资格证书(牙医、律师、会计)是工作和经济保障的保证。今天的情况绝对不是这样。世界要动荡得多。技术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最安全的职业。牙科专业预防保健的进步大大减少了对某些服务的需求，如拔牙和补牙。电子会计程序和技术的进步减少了对传统簿记功能的需求。在电子信息世界中有价值的各种技能与我们过去所依赖的技能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将继续如此。事实上，传统的教育课程正在迅速过时。不断变化的现象将使适应变化的能力和在资本结构中识别机会的能力得到重视。因此，要让我们的孩子为21世纪做好准备，就意味着要让他们掌握比阅读、写作、算术和计算机编程这些基本技能更多的技能。我们必须确保他们准备好随着不可预见的发展而改变。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继续训练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简而言之，快速变化的资本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快速变化有关，并且实际上是基于人力资本结构的快速变化。拉赫曼认为，经济进步是通过采用体现在新资本品中的新技术和改进技术而进行的。但他认识到(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更是如此)，如果没有新类型知识的出现，这一过程就无法进行。资本品只有在它们被认为有用途，并且有人可以使用它们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这就需要人力资本。就像不同的资本品之间存在重要的互补性一样，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以及知识和物质资本之间也存在互补性。知识必须体现在人类的劳动中。人力资本结构与资本结构密不可分，资本结构包含了人力资本。信息解释的问题解决特征在于需要将信息流中的粒子与现有的知识存量相匹配。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对后者的修改只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我们在文献中发现的大多数情况下，新获得的信息通常涉及更便宜的供应来源或更有利可图的市场机会，似乎都属于这一类。但很容易看出，这样的单一项目不如那些已知项目的补充项目有价值。这种情况与资本理论中的情况类似:投资与某些现有资本品的互补程度越高，回报就越高。我们对这两种情况及其含义的理解要求我们意识到异质性及其模式在资本存量和知识存量方面的相关性。(拉赫曼1986,51，加注)
市场过程有两个阶段:模仿和创新。市场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资本结构的形成和重塑是由消费产品组合形态的变化所驱动的。这一观点使拉赫曼从两个不同的阶段来描述市场活动。“发生在市场上的一种商品的竞争过程通常由两个阶段组成，在这个阶段中，创新和模仿的因素可以作为迭代元素被孤立出来”(拉赫曼1986,15)。新产品或新品***产品的成功引入者获得了暂时的垄断权。他成功的知识的传播吸引了许多模仿者。后者的学习曲线更短。随着利润的竞争减少，***往往会下降。这给产品差异化和资本重组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这一过程与技术变革密不可分。因此，在任何时间点上的市场份额和公司规模与垄断力量几乎没有关系。它们都是持续创新-模仿循环的暂时状态。这种观点在电子工业和个人电脑、传真机、复印机、照相机、移动电话等的发展中得到了密切的应用。值得注意的是，创新-模仿周期正在缩短。这是变化迅速和加速的另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流动建立统一利润率的经典理论是不成立的。资本与复杂性的关系是复杂的信息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允许形成和管理更加复杂的资本结构。在他关于资本的著作中，拉赫曼提出了对玻姆巴维克理论中有争议的方面的重新解释，即玻姆巴维克关于迂回生产(更间接的生产过程，需要更多“生产时间”)的卓越生产率的著名命题(拉赫曼[1956]1978，第5章)。拉赫曼认为玻姆巴维克将时间作为资本存量的衡量单位是站不脚的，而且是严重错误的。然而，他强烈地感觉到，波姆·巴维克关于经济进步源泉的直觉是正确的。“庞巴维克的直觉天才给出了一个***，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而且，这个***被过度简化所损害，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个***”([1956]1978,73)。因此，他建议摒弃“生产周期”的概念，代之以“复杂程度”的概念。庞巴维克认为生产周期随着资本积累而增加，而拉赫曼则认为资本积累导致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增加。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日益迂回的概念赋予一种新的、更恰当的意义。Lachmann认为庞巴维克的思想与Adam Smith的思想密切相关(Lachmann[1956] 1978, 79)。两人都关注经济进步的源泉。两者都生活在一个“既不是静止的世界，也不是完全动态的世界”([1956]1978,79)。然而，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其中技术进步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对波姆·巴维克来说，迂回不是技术进步的一种形式。“技术进步需要通过经济体系传播新形式的知识，而Bohm Bawerk认为知识是由所有人平等共享的”(Lachmann[1956] 1978,79)。
对亚当·斯密来说，劳动分工是进步最重要的源泉。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资本。随着资本的积累，出现了“资本分工”，即单个资本项目的专业化，这使我们能够抵制收益递减规律。当资本变得更加丰富时，它的积累不是以现有项目的倍增的形式，而是以资本组合构成的变化的形式。有些项目将不会增加，而全新的将出现在舞台上. . . .因此，资本结构将随着资本系数的变化而变化，几乎可以肯定会朝着更高的复杂程度发展，即更多的资本项目现在将包括在组合中。新的物品，要么不存在，要么以前没有使用过，将主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字符。互补性和不可分割性是问题的本质。除非有足够的互补资本品来证明这一点，否则安装一种不可分割的商品是不值得的。在运输中的货物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前，修建铁路是不值得的。因此，一个贫穷的社会通常比一个富裕的社会使用更昂贵的交通工具。资本的积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建造发电站的手段，还为我们提供了建造工厂的手段，使它们能够赚钱，并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煤炭。经济进步要求社会资本的构成不断变化。新的不可分割性是收益增加的原因。(Lachmann [19561 1978,79-80]) Bohm Bawerk关于迂回生产的更高生产率的论点是一个经验概括。它可以应用，重新诠释，到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已经实现并将继续实现更高的生产力，也就是说，通过不断引进新的不可分割的生产产品(体现新的生产技术)，生产更多更好的消费品和服务。这可以用Bohm Bawerk的“成熟阶段”概念来描述。波姆·巴维克认为，资本积累将以生产阶段数量增加的形式出现。“一个社会越富裕，用于‘生产的后期阶段’(最接近消费端的阶段)的资本资源比例就越小，反之亦然”(拉赫曼[1956]1978,82)。拉赫曼将这一观点重新定义为，进步意味着资本积累导致加工阶段数量的增加，因为资本组合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他谨慎地指出，如果假设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相等，这只会意味着实际生产时间(无论如何计算)的增加。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与Bohm Bawerk不同，我们必须放弃用时间来衡量生产过程的希望。阶段数量的增加表明复杂性的增加，而复杂性的增加又表明生产率的提高。增加的复杂性意味着“资本互补性的更加复杂的模式”(拉赫曼[19563 1978,85])。“我们的结论是，资本的积累使资本的更高程度的分工成为可能;资本专门化通常表现为加工阶段数量的增加，原材料流动的构成以及每个阶段的资本组合的变化;这种构成模式的变化允许使用新的不可分割的资源;这些不可分割性解释了资本回报的增加;从本质上讲，这些不断增加的资本使用回报是‘迂回生产方法的更高生产率’”(84-85)。16最后，拉赫曼认为，资本结构复杂性的增加也意味着脆弱性的增加。“一个有六个仆人的家庭，每个仆人都是一个专家，谁也不能代替另一个仆人，比一个依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普通女仆’的家庭更容易受到个人突发奇想和疾病的影响。”因此，一个“扩张的经济体”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 . .(其中包括)不均衡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结构失调，(这)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85)。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论断呢?考虑资本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的一种方式是看到垂直解体程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生产阶段与任何生产过程相关联。复杂性意味着大量的组件——在本例中是阶段。复杂性的增加意味着阶段数量的增加。生产活动越来越专业化。经济活动的增长促进了这一发展。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言，专业化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拉赫曼通过资本互补性的思想，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更充分的表达。对这种思路的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是，生产过程的整个特征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垂直整合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例如，在计算机工业中，个人计算机、外围设备和软件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这些产品的分销提供了规模经济，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省去分销商中间商的服务。生产-分销周期的一个完整阶段被切断了。毫无疑问，还有其他这样的例子。新的生产过程可能意味着更少的阶段。这就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我们应该把什么看作是生产阶段。可以说，老式大型计算机中的组件比现代台式计算机中的组件更多。然而，现代微处理器的电路数量是老式主机的许多倍。哪个有更多的生产“阶段”?另一个问题是新产品的生产和旧产品的消失。我们可以从什么角度来衡量，或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衡量，整个经济的生产阶段的数量?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资本计量问题上。然而，拉赫曼(和波姆·巴维克)试图将进步描述为日益增加的复杂性，这其中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直观的真理。事实上，这与其他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非常一致，如生物学、物理学、人口研究和天气(Waldrop 1992)。在这些领域中，研究人员都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们所谓的复杂系统。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一个有很多独立的主体以很多方式相互作用的系统。此外，这些相互作用的丰富性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自发地进行自组织并适应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复杂的、自组织的、自适应的系统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一种动态，使它们与静态对象在本质上不同”(Waldrop 1992,11 -12)。一般的市场经济和资本结构，如拉赫曼所描述的，在这个意义上肯定构成了复杂的系统(参见哈耶克1964)。它们以什么方式变得更复杂?也许，关键在于不断涌现的新信息带来的新知识。现代世界的资本积累意味着信息的积累和知识的增加。当然，有些知识可能会丢失。例如，现代人不可能像他们更原始的祖先那样，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在荒野中生存很长时间。此外，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某些“智慧”可能会消失。然而，现代人显然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我们目前的知识属于“更高”层次。它建立在无数代人的进步(和错误)之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获得了更多“迂回”生产的好处。
路德维希·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是他一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即使在那些熟悉他的工作的人当中，这可能是他最不为人所知和讨论最少的贡献。我试图表明，这项工作具有持续的相关性。从不平衡过程的角度来看资本结构的概念与20世纪经济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惊人地一致。拉赫曼的框架提供了一种理解这些变化的方法。此外，他的愿景能够被有益地扩展到包含更广泛的资本概念，其中包括人力资本。在非均衡框架中，不可分割性提供了增加收益的机会。新的和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是这种不可分割性的最重要来源。一个不平衡的框架也是一个“历史很重要”的框架。“一项技术发展所走的特定道路必然会影响与之相关的未来发展。我们继承的资本存量既反映了过去的决定(好的和坏的)，也反映了现在的限制。
《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简称JPE）近日上线一篇新遗传经济学***：“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 Polygenic Score Analysis（教育成就与代际流动： 一项多基因评分分析）”。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Aldo Rustichini、William G. Iacono、James J. Lee和Matt McGue对父母投资和代际流动的经典标准模型进行了拓展，以纳入技能传递的遗传途径（Genetic skill transmission），即允许技能（skill）通过遗传基因在代际间传递。
作者首先基于Becker和Tomes经典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代际流动理论，构建了一个新的、包含规范技能传递遗传机制的理论模型。经济学家Gary Becker和Nigel Tomes在1979年的研究中首次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代际收入流动中，该模型是一种经济学上的家庭决策模型，用于解释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决策。这一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父母会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以增加他们未来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这个模型强调了家庭内部的决策过程，包括考虑到父母的资源和子女的能力等因素，在研究代际经济地位传递和教育政策制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对该经典模型进行了拓展，将子女技能设定为关于多基因评分的函数，并允许亲代在基因层面进行婚姻匹配（matching），而不是简单假设为AR(1)过程。
作者将能够在个体基因组某个位点上产生较高技能值的等位基因定义为技能等位基因（skill allele），并发现，在平衡状态下，每个价值等级内的匹配是随机的；因此，等位基因在所有位点上都处于Hardy-Weinberg平衡状态（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但不同等级的频率可能不同。Hardy-Weinberg平衡是遗传学中的一种基因频率模型，用于描述特定群体内遗传变异的分布情况，以及预测该群体内特定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的稳定性。
实证方面，作者利用明尼苏达双胞胎家庭研究数据（Minnesota Twin Family Study）中包含的社会经济变量和构建的受教育程度多基因评分变量，发现拓展模型的预测与标准模型有显著差异，所估计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简称IGE) 会大于标准模型，并且该值取决于基因型的分布。***链接戳：https://doi.org/10.1086/724860
本文为研究教育投资和代际流动的遗传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它比经典模型更符合现实情形，同时仍然具备分析可行性，可以在遗传经济学数据集中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Rustichini, A., Iacono, W. G., Lee, J. J., & McGue, M. (2023).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 polygenic score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1(10), https://doi.org/10.1086/724860.
有朋友问老刘：
东方甄选和董宇辉最近被卷入一场风波之中，成为了讨论热点，旁观者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输出了众多观点。
其中有一个观点，说随着自媒体特别是直播兴起，商业逻辑已经发生了变革。以前一家公司的核心资产可能包括员工、品***、机器、办公楼、客户、现金流等，而现在一个公司的核心资产，可能就只是某个人——某个影响力巨大的ip，以及他背后的粉丝和流量。
想问流老师，如果企业里中存在类似“董宇辉”的“超明星员工”，比如手握关键技术的研发负责人，掌握核心客户资源的销售，企业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更长久的发展？
风波之后，再看人力资本
不管怎么反感直播和小视频，可是直播和小视频就是那样火了，一个人就是一个IP，一个IP就能抵得上一个上市公司的收入，没错，这就是人力资本的作用。
为什么董宇辉敢当面调侃俞敏洪把女儿嫁给他，家产分一半，根本原因就是小董真他酿的是个人才。
2022 年 6 月9 日清晨，在东方甄选的网络直播间里，小董边用地道英语介绍牛排，边在白板上写下关于牛排、调料包等相关英文单词，而且还能随口插科打诨，“当我拿出这个方形煎锅时，肯定有网友要说和我撞脸了.......”。
小董能双语直播，吟诗作赋，各种段子和心灵鸡汤脱口而出，一场互联网毫无征兆的流量解锁***火爆整个种花家的互联网。
毫无征兆的开始，互联网捧红一个人，最多一1周，小董粉丝暴涨超 600 万，新东方股价最高飙升至 40%。
小董从新东方的人力资源变成新东方的人力资本，在千呼万唤中，小董直播加到2个场次，时长不低于6小时，最后还熬走了CEO孙猴子。
透过问题看本质，小董是如何实现鲤鱼跳龙门，化腐朽为神奇呢？
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胜任力模型探索与实践》，咱算是比较早推广和实践洋葱模型的，文章写的也比较早，可是看得人不多，反正也无所谓了，就当自娱自乐，决定一个人究竟能够走多远，就在于坚强的个性和必胜的动机，你是否能够成功，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
麦克利兰博士发展和更新了自己的“冰山胜任模型”，提出了新的“洋葱胜任模型”。由内向外地展示了素质构成的核心要素，并对模型各构成要素的可被观察和衡量的特点进行了说明。在洋葱模型中，胜任素质由内到外层层包裹，最核心的是个性与动机，依次向外展开的是个性与动机、自我形象与社会角色、态度与价值观，最外层是知识、技能。越向外层，候选人越易于培养和评价；越向内层，内核越稳定且评价难度更高。
别看小董英语说的非常地道，其实他小学根本没有学过英语，以至于上初中第一次英语考试，全班倒数第一。小董唯一的动力就是拿个好成绩，那个年代没有教辅书，只有试卷和教材，小董只能背熟后找规律，反而这种老土的办法，把小董送到了年级第一，从此开启了学霸之路。
在这个什么都卷的年代，如果直播都是唱啊，跳啊，甚至说一些荤段子、做一些荤动作，靠搞擦边球的时代一去不返了，电商直播最大的价值在于“乐趣”，没有“乐趣”，你就算播上18小时，也无人问津，网络就是这么现实，说白了也是残酷，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叫做人才，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直播明星。
小董的直播跟那些聒噪的表演，喧嚣的音乐，各种助威着高喊“上车”，完全不同，从小董开始，直播带货也讲文化品位了。小董直播间带货，在中英文之间切换自如，满满都是诗情画意：介绍铁锅——“是妈妈的手、父亲忧愁的面容，是老人盼游子回家的心”。介绍火腿——“是风的味道，是盐的味道，是大自然的魔法和时光腌制而成”。卖书——举着《平凡的世界》，分享读过 6 遍的心得，阐述“人有悲欢离合”的真理。卖冰激凌——他想起儿时的夏天，母亲给自己送来快融化的冰棒。推荐大米——他说自己是农村人，看到每袋大米就好像看到漫长的产业链上都有辛苦劳作的中年人。
小董旁征博引，用金句、用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地聊诗歌、历史、人生，直播间就是他的舞台，那一刻大家都被小董融化了，小董变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大家想了初中的英语老师，小董此时根本就不是一个互联网APP的推销员。看到没？这才是价值，颜值不等于价值，大家压力都太大了，需要的是忘记物质忧愁的“乐趣”。
在电商时代，情绪价值是引导变现的法宝，在甄选互联网直播人才时候，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的人才才能称得上是“人力资本”。从“人力资本”到变现，也是一种迁移的过程，知识+技能+有趣，还只是一个表象，如同能说会道的人不一定都是老师和演讲家一样。
“睹物思情”，让观众产生共鸣，才能产生埋单和收益。当小董讲到刚来直播间卖货的时候，一个上午只卖出了4单，其中2单是爹妈买的，另外2单是一位老师的父母买的，你会作何感想？你首先不会流出同情的眼泪，只是想着赶紧给这位年轻人下单，让他完成业务，让他不要在城市里流浪，这就是“共鸣”，当然了，你也可以说这是“共情”。故事还没结束，这可是一个千里挑一的真英语老师，当初就是从人海中被选拔出来的。
咱碰到了很多人搞互联网电商直播的HR，一说到电商人力资源管理，人家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问，刘老师你懂电商嘛？咱啥也不想说，咱研究生学的就是信息工程，还是211、985，碰到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很多时候对那些挑刺者就是不屑一顾。
人生就是这样，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废材”，至少每个人都是人力资源，至于能否迭代为“人力资本”，在于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人才，或“废材”。
一个敢调侃老板，想当上门女婿的人；
一个敢逼走CEO，自己说了算的人；
不要在意俞敏洪能忍小董多久，尽管很多时候俞老板对小董忍的很辛苦，但是资本就是这么牛逼，因为小董本身就是人力资本。
你们也不要预测小董在新东方还能走多久，不管他的直播花活有多花，对于公司来说，可是白花花的流水。
